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部落间战争、掠夺与兼并，都使男子社会地位越来越提高，妇女完全降到了从属地位，乃至视同婢妾。在甘肃省武威县皇娘台齐家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合葬成年男女墓最说明这一问题。其中二人合葬者，男性居左，仰身直肢，女性居右，侧身屈肢；三人合葬者，男性居中，仰身直肢，女性在左右两侧，均侧身屈肢。无论二人或三人合葬，从保存完整的妇女骨架看，大都面向男性。这种葬制已表明男性在家庭中的中心支配地位，女性的从属屈卑地位，是父权家庭的生动写照。这类墓的随葬品一般都很丰富，有石壁、玉壁、玉璜、绿松石珠、红铜器、陶器和猪下颚骨等。个别男性身上集中放置80多个玉壁，不仅说明财产属于男性，还说明这种拥有大量玉壁随葬的男子，在部落中是享有特殊地位与权力的贵族。
1987年，南京博物馆在江苏省新沂花厅属于良渚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在一座大型墓中不仅发现了大型玉器，如琮，有的高达30—40厘米，并且发现了人殉和可能属于人祭的现象。其它类似发现，也陆续在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遗址中有所报导。说明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原始氏族社会正趋于解体，而奴隶占有制、阶级对立已经萌芽，并已有了初步的发展。
二、前王朝期古国与文明初曙
私有财产的积累与贵族权力的提高，刺激着氏族部落间的战争频繁，龙山文化时期诸遗址，男子随葬品中的箭镞陡增，且箭镞无论骨制与石制，都磨得极为锋利，说明战争是男子最重要的职责。战胜与征服者的部落，迫使战败各部落或氏族加入自己的部落而降为奴隶，原来以血缘纽带结合的部落瓦解而转向地缘重新组合。其它一些部落，降为其附属。于是出现了以强大有力的部落酋长为代表的权力中心，大酋长成为号令众多部落成为共主，事实上已是君王权力的雏型。对于这种由原始社会崩溃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形态，通常称之为军事民主制，今姑且称之为前王朝期古国。考古文化表明，在距今5000—4000年这千年中，前王朝期古国和文明初曙，包括礼制的萌芽，城堡的出现和文字的起源等重要内容，在燕山南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体同步出现，然后汇聚于中原，奠定了中华民族最早一批王朝夏、商、周在中原发展和华夏民族在中原形成的历史根基。
（一）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后期的坛、庙、家组合与古城堡
自1979年提出考古文化区系类型的问题，考古学界首先注意到中原文化与燕山以北文化两大区系间通过太行山东西南侧的相互交往和影响，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从华山沿汾河和桑干河北上，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顺大凌河、西辽河向南延伸到石家庄附近、它们在桑干河与汾河发源的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汇与撞击，反映着创造这两种文化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交往与冲突。这种交汇与撞击，已迸发出文明的火花。辽宁考古工作者继1979年在辽西山区喀左县东山嘴发现一座大型红山文化后期大型祭坛之后，1983—1985年又在距祭坛50公里的建平、凌源间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的女神庙、积石家和小型城堡。经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这些遗址距今5000余年。
东山嘴石砌祭坛，各个部位都以南北分布，南圆北方，两翼对称，讲究主次，附近有陶塑神像群，龙形和鸟形玉饰以及一批奇特而非实用的彩陶与黑陶。牛河梁遗址主体范围有50平方公里上下，以女神庙为中心，周围山上有积石冢环绕。
女神庙本身面积不过200平方米，而且有近1米的地下部分，尚未脱离半地穴式居住址的原型。但已分主室、左右侧室、前后室和南室组成的多室神殿址，主次分明，前后对应，讲究对称，已具备后世宗庙建筑的雏型。其地理位置，北通老哈河谷，东连大凌河川，东北以努鲁儿虎山谷与敖汉孟克河相接，西、南沿大凌河两源分别通往承德市和喀左县，正好处在红山文化分布四通八达的中心地带。因此，它不仅是牛河梁庙与家建筑群的核心，大概还是整个红山文化创造者各部落的祭祀中心。
牛河梁已揭露的积石冢共编号5个大冢，东西一线铺开，其东西各二冢之间有特大冢，呈圆坛式，用三层石砌圆圈，自外向内，层层叠垒，或称之为坛。同时每个冢前（南）都有铺石面和红烧土面，与家上建筑南北对应，留下了冢前祭坛活动的重要证据。
据残存的陶塑神像分析，东山嘴有两件无头孕妇裸体像，牛河梁所发现的一尊完整的女性头像，其大小与真人相似，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相似，其双目是用晶莹碧绿的圆玉珠镶嵌而成，显得炯炯有神，加上其它残存的塑像残块，比如那些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那样圆润的肩膀，那些肉质感极强的修长手指等等，都证明牛河梁女神庙是有许多女神像的大殿堂。或以为此即母权社会的遗存，实为商周高禖祭天求嗣大典之嚆始。《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谓：“是月也，玄鸟至。至三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这一记载说的是商代崇信“玄鸟生商”而设每年仲春燕子飞来时后妃陪同天子到郊外举行祭天求嗣的大典，并且与后妃同寝。周继承了这一大典。商祭简狄、周祭姜嫄，祭祀对象都是始祖母。玄鸟被认定是上帝的使者，送嗣的媒神，故与祭为天子及后妃九嫔，祭祀的对象也都是女神，祭祀的目的是为求嗣生育蕃殖后代。牛河梁女神庙证明这种祭典起源于红山文化后期。同时，东山嘴祭坛南圆北方，也符合中国古代君主祭天南为圜丘，北为方泽的仪制；东山嘴、牛河梁的坛、庙、冢在50公里范围内“三合一”的整体布局，也与后世各王朝的天地坛、大庙、陵寝“三合一”整体布局相似。红山文化晚期，这么规模宏大，经过整体规划的祭祀中心，表现出对天和祖宗隆重的祭祀与崇拜，中华民族在整个古代的宗教观念核心都与此一脉相承。积石冢葬在山顶或小山包上，中心是大墓，周围是很多小墓，墓中有的很少甚至没有随葬品，有的则有大型精美的玉器随葬，除日常用玉器之外，有的大墓，如牛河梁第二地点冢i第四号墓，墓主男性，一对猪头龙饰挂在胸前。此外，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大型玉龙，高26厘米，在东山嘴还出土了一件双龙首玉璜。这些都不是一般饰物，而是含有特殊地位和宗教与权力的重器。在其它一些陶器上，也发现有龙题材的纹饰，而以玉雕猪头龙最具代表性，年代越晚，头部渐小，吻部渐长，身渐细，由头尾相连到缺口渐宽，近似蛇卷曲形状。这种龙与在中原所发现的如蛇似鳄的龙虽为两种类型，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坛、庙、冢遗址，已发现小件铜器与冶铜的遗址。古城堡的出现目前所知多属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中在敖汉旗大甸子发现的土筑城址，城内面积达6万平方米，这些古城距今都有4500年左右。
（二）黄河上游大地湾遗址“殿堂式”建筑群体
黄河上游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地处陇山以西渭河发源之区。这里不仅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大地湾文化，而且仰韶文化早、中，晚各期遗存也很丰富，还发现了少量马家窑文化遗存，是黄河上游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大地湾遗址，坐落半山腰上，随地形变化而分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都有建筑技术甚高的大型房屋，其中最突出的901号房，是一座结构严谨而复杂的建筑群体，包括前面的广场总面积达920平方米。建筑分主室、左右侧室、后室、前门附属建筑四部分。主室居中，大门向南，全室呈长方形，面积达130平方米，八柱九间，大门开在正中间第五间，东西边各有门通向侧室，北边是后室。整个大厅地面外观极像现代水泥地面，平整光洁，用铁器叩击，发出与叩击现代混凝土地面相同的清脆声。厅中两根对称的顶梁支柱，直径57厘米，周长1.79米。经测定，此建筑距今为5000年前后，属仰韶文化后期。这是目前所知同时期最大的建筑群体，显然不是一般的居住址，表明了大地湾应是当地的中心聚落，而901号建筑群体，是这个中心聚落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它所具有的奇数开间，正面设门，建筑成长方形，以长的一面为正面；左右对称，前后呼应，木架承重，墙壁仅起间隔作用，是后世延续几千年中国土木结构建筑的传统特点。它不仅充分表现了5000年前已有建筑艺术与建筑水平相当惊人，也是后来几千年中国式殿堂建筑的一个雏型。
（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等级礼制的萌芽
以太湖平原为中心，苏南、浙北及上海地区，已发现属良渚文化墓葬近百座，其中小墓居多，而少数大墓的规制、特点与随葬品等，表明了当时已有等级礼制的萌芽。
在江苏省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县寺墩，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浙江省余姚县反山、瑶山等处所发现的大墓，都建在人工堆筑的土墩上。这些土墩，一般要高出地面数米，面积达数千平方米，被称为“土筑金字塔”。土墩不是随意堆起来的，如反山大墓，堆土约2万立方米，上有封上层，其下各堆上层，分别由带粘性的深灰土、黑色粘土和深灰黄土、青灰色粉土、深灰褐土以较平整的层次逐层堆筑增高。这种分层以不同颜色土逐层往上筑，反映事前有过有意识的设计，施工有统一指挥，这是当时某种特殊宗教信仰的体现。瑶山土墩顶部设有祭坛，坛的面积约400平方米，四周有砾石坎墙。中心部分是7x6米的近方形红土台，红土台外有灰土填的沟围绕。在坛上有两列共12座墓，南列多以琼、钺等玉器随葬，北列则多为璜和纺轮，所葬似有性别的不同。
大墓墓坑一般为5—9平方米，有木质葬具，有的发现了朱绘木棺或木掉的痕迹。各墓都有以琮、壁、钺、璜、冠状饰等礼玉及各式玉佩为主和少量陶器、石器、象牙器等丰富的随葬品。如寺墩3号墓，墓主为青年男子，随葬品达100余件，仅有陶器4件，石器9件，而琮33件，壁24件，钺3件，玉制重器总共达60件。这类礼玉重器，不仅是财富的标志，还是当时宗教意识的象征，反映出大墓的主人，生前不仅是最富有和拥有很大权力的贵族或酋长，还是身兼通天地的大巫。《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述：古“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而钺在夏、商、周都是王权的象征。可见夏、商、周礼制文化中这些玉制礼器，在良诸文化中已经发端。
良渚文化的札玉以琮、璧、钺为代表，与红山文化以猪龙为代表不同。良渚、红山两种文化，都以用玉为突出特征，两种文化都有鸟、蝉、龟等类玉佩，然而红山文化无论礼玉或日常玉佩，虽然造型生动，玉器上却多为素面晶亮而无刻纹；良渚文化王器则一般都刻有兽面或神人兽面合壁的花纹，精致对称，庄严沉重，神秘肃穆。其中有些花纹后来移植到商、周青铜礼器上。再从良清文化的大墓与小墓比，不仅随葬物相差悬殊，而且墓的大小也不可同日而语，大墓按当时的宗教意识精心设计与施工，小墓则极为草率。尤其是福泉山七座大墓中的三座有人殉；前已述及，新沂花厅大墓则不仅有人殉，甚至可能还有人祭。这些大墓均属良渚文化后期，与中原龙山文化中后期并行发展，已可见当时的礼制萌芽，是建立在部落中有明显等级区分和奴隶制已有初步发展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四）黄河中游与下游的礼制萌芽与小型城堡的形成
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晋南、冀南和关中的中原龙山文化，一般仍称之为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2期）、河南龙山文化。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共性，可统一称之为中原龙山文化，它们的地方差异，又表明有晋南豫西、关中、豫北冀南、豫东皖西北及南阳等几个中心，或可称之为地方类型。
中原龙山文化的礼制萌芽，目前所知以陶寺类型较为典型。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霍太山（太岳）以南临汾盆地，已发现遗址近80处，而以汾河、浍河、滏河交汇地带分布最密，有的遗址群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最能反映当时等级分化与礼制萌芽的是襄汾陶寺的一批墓葬。
陶寺遗址墓地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已发掘揭露面仅5000平方米，1000多座墓，估计整个墓地墓葬总数要超过已发掘的5—6倍或更多。墓葬大致大中小三种类型。在年代大致相当公元前2500—前2400年的陶寺早期，虽然几百座墓依旧在形式上仍保存氏族墓地的传统排列，但大型墓约占总数1％；中型墓约80座，约占总数10％；此外，约占总数87％以上的为小型墓。这三种类型又可依据墓的大小及随葬品情况分为七八个层次。可见在公元前2500—前2400年时，当地的社会已明显出现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则墓葬分为几座、几十座一组，似乎是家族墓地，连氏族部落的外壳都已抛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陶寺早期的五座大型甲种墓的分布与排列可以看出，那时执掌大权的部落贵族可能相继出现于同一氏族乃至是同一家族，从而提供了当时部落首领已经从某一贵姓中世选或某一家族中世袭的证据。
大型墓甲种，墓室约8平方米以上，使用朱绘木棺，棺内铺垫朱砂。随葬物多达100余件乃至200件以上，墓主均男性。其中3015号墓，出土器物，有木器23件，石器130件，骨器11件，陶器14件，此外还有30件随葬品被扰乱在灰坑内。
200多件随葬品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蟠龙纹陶盘、鼍鼓、陶异形器（土鼓？）、特磐及玉钺、彩绘木案、俎、盘、豆等。中间七八层次的墓制与随葬等级有序，由大到小渐次降低，而小型墓，墓坑不足1平方米，除骨骸外，仅1—2件骨笄、石器，或全无随葬物品。陶寺龙纹，明显有鳞片，扁方头，豆状圆目，张口露牙，舌端吐圭，呈树权状，全形象蛇似鳄，与红山文化龙纹通身光亮，猪头蛇身不同。两种文化中有共同因素——龙，也有明显差异。龙在古代崇信的“四灵”中居首，其起源也是多元的：陶寺龙纹为蟠龙，红山龙纹为猪龙。
蟠龙纹陶盘和鼍鼓、特磬、玉钺等仅出土于陶寺大型甲种墓。龙纹在整个古代的特殊地位，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已有表现；鼍鼓和特磬，曾在安阳西北岗1217号王陵中发现过，《诗·大雅·灵台》说周文王受命于天修灵台“于论鼓锺，于乐辟雍，鼍鼓逢逢，朦瞍奏公”，其它考古发现与传世铜器也一再证明，鼍鼓和特磬是王室或诸侯专享的重器；玉钺在夏、商、周为王权与兵权的象征，屡见于《诗》、《书》记载。这些重器在陶寺大型甲种墓中出现，既证明了夏、商、周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也证明了陶寺大型甲种墓主人，生前是高踞于部落一切成员之上并掌握着祭祀与征伐大权的酋长或显贵。大墓两侧分布着使用彩绘木棺与华丽装饰品的女性中型墓，大概是酋长与贵族占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妻妾的反映。其它如案、俎、盘、豆等彩绘木器或成套彩绘陶器、玉器等，一般也只见于大型墓和中型甲种墓。这些同样是等级身分的体现，也是攫取大量财富的证明。
小型城堡则比较集中于今黄河下游，古河、济之间，今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北部地区。
城子崖古城，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龙山文化即因最先发现于此而得名。过去对城子崖遗址是古城址还是大型聚落遗址，尚无定论。
1989—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新进行勘探与试掘，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的城垣比较规整，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外凸，城内东西宽430余米，南北最长处53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墙大部分有莹槽、夯筑，以后岳石文化、周代均在此筑城，可见自龙山时期形成的城址，直到周代都稳定地是当地的政治、宗教中心。
淮阴平粮台古城，在河南省淮阴县南4公里，呈方形，边长185米，总面积约3.4万平方米，属龙山文化晚期，据碳—14测定、树轮校正，约当公元前2355年，距今4300多年，是一座早于夏代的古城。
登封王城岗古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西约1公里的台地上，地处嵩山南，为东西并列而相连的两座城，每城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属龙山文化晚期，据碳—14测定、树轮校正，距今约4400年，也早于夏代。
边线王古城，在山东省寿光县边线王村，略呈圆角梯形，城内面积4万平方米，夯土城墙基槽内发现有儿童、猪、狗等骨架，是为奠基牺牲。属山东龙山文化古城，虽地处在济水之南，也与河济之间相距不远。
《荀子·富国篇》说：“古有万国”，《战国策·赵策三》也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人。”这是对原始社会崩溃时期，氏族部落与王朝前古国林立的描述，而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虽不具有“市”的性质，却是酋长祭祀天地与祖神的宗教中心与战争不息的防御工程。《墨子·明鬼篇》说：“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曰必择国之正坛，置以宗庙。”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已有了这种性质，至少也是其雏形的出现。
第三章神话传说所反映的各部落集团
第一节史料问题及父权制以前的史影
一、史料问题
有文字记载以前，先民通过世代相传的神话传颂着远古的历史。除了天地开辟、人类起源和洪水的神话，最重要的便是关于本族所奉祀的天神（或称帝、上帝）与祖神的神话。
远古初民相信天地可通，人与自然一体。各部落或部落集团所奉祀的天帝往往与祖神同位并称，但各部落间互相不能混淆。直到春秋时期，仍认为祭祀他族的天帝、祖神为非礼，有“神不歆其非类，民不祀其非族”的信条。
由于时代荒远，神话传说在流传中受到了部落间融合、文化互相渗透等影响，往往原属不同部落或部落集团的天帝与祖神，归纳成同一来源的谱系，放到了同一神坛上祭祀。加之自先秦以来的记载，带有各地区与各家学说的特点，哪些是真正反映远古历史的神话传说，就成为必须仔细鉴别的问题。今天所能见到关于远古神话的最早记录，在先秦文献中仅有如下几类：
《诗经》及《尚书》中较可靠的夏、商、周三代文献所记述的始祖传说及敬祀的神祗；
《左传》、《国语》、《战国策》、《古本竹书纪年》等先秦史书所保存的远古神话传说；
先秦诸子所征引的神话传说。
以上三类，既不是三代与春秋战国所编述系统的远古历史，也不是为了保存远古神话而编纂的神话系统；而是为追述祖源或君臣应对，卿大夫之间讨论问题所征引的片断；至于诸子征引的神话，为己立说，取舍不同，其中有些或为寓言。
先秦保存远古神话较为系统而流传至今的有《天问》、《九歌》、《山海经》，成书稍晚但仍为《史记》所依据的还有《世本》及《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与《帝系》等。
《九歌》为楚国祭祀诸神的神话诗。《天问》虽编入《楚辞》流传，依据其内容与风格，成书不会晚于战国初年。所问180余事，包括天地开辟、鲸禹治水、夏商周三族起源与兴亡的神话及史事，是一部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的兴亡史诗。最初大概形成于中原，在楚既灭中原许多旧邦之后，流行于楚境，最终才被编入《楚辞》。
《山海经》为中国远古神话的渊蔽。其《五藏山经》，地理多于神话，然而神话较《海经》古朴，地理范围大于《禹贡》，而详于今晋南、豫西南及河汉之间，可能成于三晋，晚于《禹贡》，为战国末年乃至最后成于秦始皇时方士之手。《海经》以神话为主，兼叙地理民俗。大概是以各国巫祝之书编次而成，形成有早有晚，至西汉末经刘向、刘散父子编订成书，仍保存着先秦的面貌。
《山海经》与《世本》都已有将诸神和事物起源归入同一来源的倾向。《海经》以帝俊为中心，原是东方海岱地区东夷的先民所奉祀的最高天神；与《世本》以黄帝为中心显然不同。然而《世本》与《大戴礼记》都己明确归纳出以黄帝为始祖的统一谱系和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世次，司马迁据以作《五帝本纪》，第一次形成了华夏有同一来源的古史系统。
自清末发现殷墟甲骨文字及半个多世纪对甲骨、金文的研究，以及对古史系统的考证、辨析与整理，使我们得以较科学地辨别史料并与考古学发现相印证。从而认识到，先秦古籍记录的远古神话传说，大致是黄河、长江两大河流中下游地区各部落集团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及各部落集团所奉祀的天帝与祖神的神话传说；以及关于各部落集团斗争融合及前王朝期古国历史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所反映的历史，大体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由父权制氏族部落向国家过渡时期的历史，前此漫长历史时代仅保存着一些重要阶段的创造神话，从而保留着那个时代的史影。
除上述各种古籍之外，仅《汉书·艺文志》所举尚有多种，但大多已经散佚；此外，如《汲冢琐语》一类先秦古籍，出土于《汉志》以后，《汉志》固不可能著录，或许还有其它未见著录者流传；加上还有一些仍在民间口碑相传的神话。所有这些见于《汉志》著录或在民间流传的远古神话，从战国、秦汉延至魏晋，各家多所采辑，构成了多种三皇五帝系统。这些关于三皇五帝的古史及其理论基础，如“五德终始说”、“三统说”、“纬说”，均为当时政治与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今不足取；其中所保存的一些远古神话传说，自然也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至于边疆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现，已证明当时在边疆也存在着各氏族部落以至部落集团，然而其名不见于载籍，其神或许在《山海经》等古籍中有所反映，已经难于辨析；在少数民族中一直流传着的各种神话传说，也来不及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本书虽有征引，仍以先秦记载的神话传说为主。
二、父权制阶段以前的史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