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八部时期的契丹人已“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其时与汉人就有了经济文化交流。6世纪末，1000余家契丹人背突厥附隋，隋文帝杨坚“悉令给粮还本”；623年（唐武德六年）契丹“君长”咄罗遣使向唐贡名马、丰貂，是汉人生产的物品为契丹人所用，契丹物品进入汉区的最早记载。
9世纪末至10世纪初，随着契丹族崛起，河北一带大批汉族军民被俘或避乱入契丹境内，两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时期。最先进入契丹境内的汉人，被安置在属于迭刺部区域的今滦河上游地区。阿保机就是依靠这些汉人耕种田地，发展经济，增强实力统一契丹诸部的。随着被掠和逃人汉人的增多，契丹贵族以其先后设立的39个州县，星罗棋布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三道。汉人大多为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民、工匠，还有一定数量的士人和官吏。因之契丹草原开辟了大量农田，农业获得迅速发展，使不少契丹人转向农业生产。素无邑落的契丹人，也由于“得燕人所教”，开始修房屋，治“城郭宫室”，使草原上出现一座座城镇村落，开始过定居生活。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在上京和中京的一些州县，也迅速发展起来，“中国所为者悉备”。在皇都上京，聚集着汉族的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儒）、僧尼、道士等各类人才，从事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工作。其中的韩延徽，为契丹“建牙开府”，建立起正君臣、定名分的政治制度；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为契丹国制定了礼仪制度；康默记则为契丹法典的创制作出了贡献。936年石晋将经济和文化发达的燕云十六州割予契丹后，更把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向更高阶段。不仅表现在这一地区汉人生产的各种物品，是契丹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更加速了契丹人学习汉文化的进程，以致辽圣宗于1007年营建中京城，专从燕、蓟地区择良工，“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
榷场贸易是契丹人与辽境外汉人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早在909年，阿保机于炭山之北置羊城（在今河北省沽源县西南小河子一带）与汉等族人市易，977年，北宋在镇（今河北省正定县）、易（今河北省易县）、雄（今河北省雄县）、霸（今河北省霸县）、沧（今河北省沧县）五州各置榷场，开始了北宋区内汉人与契丹人的贸易。其中以雄州榷场贸易量最大。后由于宋辽战起，榷场时禁时开。“澶渊之盟”后的第二年（1005），辽在振武军（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涿州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旧城）、朔州（今山西省朔县）等地设立榷场，与北宋汉人交易；宋亦先后在雄州、霸州、静戎军、安肃军（今河北省徐水县）、代州雁门砦等地恢复或新置榷场与契丹人互市。终宋英宗之世，双方榷场贸易未尝中断。交换的主要货物，契丹输出的是布、羊、马、骆驼、北珠、玉器等，北宋输出的是香、茶、药、犀角、象牙、苏木、缯布、漆器、瓷器、秔稻和各种图书等。辽方史料载，辽圣宗时的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赢老之羊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宋方史料载，榷场使北宋“岁获四十余万”，“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后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可见，榷场贸易不仅互通有无，而且数额很大，双方都得到了好处。
两民族人民间榷场之外的走私贸易也很盛行。北宋都城百官食用的牛羊肉，多靠从契丹境私贩手中买得。私相买卖的货物，大多为双方禁止出口的物品。辽方私人宋境的，主要是盐，其次是马牛羊等，北宋私入契丹区内的，主要是《九经》注疏以外的书籍和硫黄、焰硝、卢甘石等。
聘使往还，是两民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条渠道。着眼点虽是维系两民族间政治上的友好关系，但在一往一来的活动中，双方均带去大量礼品和带回“赐物”，加上使节们另外捎带一些货物易其所需，使这种交往实际成了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种形式，早在943年，耶律德光和其兄东丹王耶律倍各遣使通南唐，除携带300匹马、35000只羊作为贡物外，又别持3000只羊、200匹马，市易罗纨、茶、药。北宋建立不久，双方就有了正式聘问，中间虽因一度战起中断，但“澶渊之盟”后100余年间，除宋一直恪守着岁赠契丹银20万两、绢30万匹外，双方于每年正旦、帝和帝母生辰等节日，均互派使臣往贺，带去的礼品和赏赐使臣的赠物，皆有定额。契丹贺宋帝及帝母生辰礼品，按例除衣饰等物外，还有鞍辔等各种马具、毛毡、弓箭、皮革制品、牛羊、山果等物及“御马六匹、散马二百匹”；宋贺契丹国主、国母生辰的礼品，除有金银酒食器、酒、茶、乐器等外，还有“绵绮透背杂色罗纱、縠绢二千匹，杂采二千匹”。
上述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两民族人民生活，促进了双方社会发展，尤其是契丹社会的发展。兹就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再揭示一二。如契丹字是仿汉字偏旁制成的。又如自阿保机于918年诏建孔子庙后，契丹历代君主均提倡儒家的忠、孝、仁、义、修身、齐家等伦理思想，使汉族崇尚的懦家思想在契丹人中获得空前的传播与发展。辽道宗耶律洪基曾说过，“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另一方面，汉族也从契丹文化中吸取不少营养，如多次出使契丹的宋臣余靖，就能用契丹语作诗。又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善画草原风光画，其“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
契丹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远不如与汉族。这是由于契丹人与党项人的经济和文化均较落后，所需皆可从汉区获得，有求于对方的较少。然因党项人为与北宋抗争，986年李继迁附辽，后又成为辽的属国，加之西夏与北宋屡次发生争战，所以契舟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很密切。交流的渠道，一是党项人按例“八节”贡献和契丹的回赐；二是榷场贸易；三是私相交换。“八节”贡献和回赐，据《契丹国志》载，贡献物有细马20匹、粗马200匹、驼100头、绵绮300匹、织成锦被褥五合、沙狐皮1000张、兔鹘5只、犬子10只，从容石，井盐各一千斛；回赐品除有衣饰、马具、弓箭、酒、果等外，还有“细锦绮罗绫二百匹、衣著绢一千匹”。此外，西夏还于1067年遣使向辽“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1095年又“进贝多叶佛经”。
榷场贸易，据《大金国志》云：契丹在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军（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喇特前旗东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沙尔沁）、银瓮口（今土默特右旗萨拉齐西北）等地设有榷场，与党项人互通有无，只是严禁卖铁给西夏。1042年和1063年，辽又先后禁止契丹人将马、铜卖给党项人。
私相交换，不仅存在于民间，党项使节在出使契丹时，也携带货物沿途与契丹人交易。因此，辽兴宗耶律宗真于1003年下诏，“禁夏国使沿途市金、铁”。可见，私相贸易量也很大。交换物品，除金、铁、铜、马外，其它均可自由买卖；同时又说明，几种被禁品，亦是私相交换的物品。
第四节臣属于契丹的各民族
一、契丹征服的诸民（部）族
9世纪中叶后，契丹族“寝强”；末叶（唐咸通中），契丹贵族开始了对奚、室韦等邻近部族的征服活动。经过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两朝东征西讨，服属契丹的民（部）族，除燕云十六州和原居东北地区的汉族外，东有渤海，熟女真，东北有生女真、铁骊及五国部，北有乌古（于厥）、敌烈、室韦，西和西北有阻卜（鞑靼）、斡朗改（温娘改）、辖戛斯及萌古（朦骨）、梅里急、粘八葛诸部，南和西南有奚、党项、吐浑、沙陀等族。契丹贵族对被征服的各民族，在“因俗而治”的方针下，皆保留原有的部族组织；对一些大部族只设立大王府或王府，仍由其头领为首长，管理部众。被分别称为属国、属部。居住原地的，除对契丹负有守边、纳贡义务外，平时由其首领组织生产和生活，只在“有事”时有助军出征义务。若“下诏”或有专使来征兵，不从的要受到征讨。臣属各民族，岁向契丹纳贡有定额，但执行并不严格，《辽史》就记录“朝贡无常”。为了能有效地控制被征服部族，特别是一些叛服不常的部族，契丹贵族另派契丹人为节度使、详稳等官，往被监治。
上述被征服各民族的情况，渤海、室韦、奚等前面已作介绍，只就乌古、敌烈、阻卜、斡朗改、辖戛斯，简介于下。
乌古，又作乌古里、于厥、于厥里、于骨里，有人认为“妪厥律”为乌古之别译。来源于南北朝时的乌洛侯，唐时为室韦中的乌罗护（乌罗浑）部。唐末，室韦族解体，以部名独立活动。辽时，居地东接室韦部，西邻敌烈、蒙古，南与契丹族地相邻，大体上以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为中心，包有额尔古纳河及呼伦湖以东一带地。内有乌古部与三河乌古部之分。它与敌烈同为契丹北边的大部族。以游牧、渔猎为生。阿保机叔父述澜为夷离堇时，已开始北征于厥；阿保机任挞马狘沙里后，又对其进行征讨。后经过多次战斗，它才被迫向契丹国称臣纳贡。然有辽一代，乌古部对辽时叛时服，因此乌古部节度使多以契丹人为之。为了分而治之，阿保机从降服的乌古人中取6000户置涅离部（亦称乌古涅刺部），921年（辽神册六年）又从涅离部中拨出一部分别置图鲁部，皆为阿保机所统18部的成员，分属西南路招讨司和东北路统军司。辽圣宗中期后，乌古与敌烈常连兵抗辽，圣宗又以俘获的乌古部人置斡突蛊乌古部，成为圣宗时的契丹34部之一，戍黑山北。辽末生女真崛起，契丹贵族为了“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将留居故地的乌古人与敌烈部东迁到乌纳水（今嫩江，一说为今鄂嫩河），“以扼北边之冲”。辽亡，乌古人除有一部分参加耶律大石的西征外，余多归服女真。金末元初，逐渐融合入女真、蒙古之内。
敌烈，亦作敌刺、敌拉、迪烈、迪烈德、迭烈德、达里底。内分八部，故又有敌烈八部或八部敌烈和八石烈敌烈之称。可能来源于北朝时的地豆于。其他在乌古部西，跨肿胸河（今克鲁伦河）南北以居，与乌古部并称为契丹北边大部。以游牧、渔猎为业。930（辽天显五年）始见其朝贡契丹。贡物主要为马、驼。对辽亦时叛时服。辽圣宗时。与乌古部联合抗辽，圣宗以其被俘户置迭鲁敌烈部、北敌烈部，皆为契丹34部的成员。1068年（咸雍四年），辽道宗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迭鲁敌烈部亦归其辖领，北敌烈部则戍魄乌古部。1096年（寿昌二年），居于故地的敌烈人与乌古部同被迁于乌纳水，以防生女真入侵。辽末，有一部分敌烈人参加了耶律大石的西征，，余归附女真。金末元初，逐渐被女真、蒙古人所同化。
阻卜，其名仅见于《辽史》，汉意为沙碛、沙摊，是契丹人对蒙古草原各部族的通称。犹言沙漠地区的部族。一般认为，阻卜即其它史料所记之鞑靼，因蒙古人讳言鞑靼，故有是称。陈述还认为，术不姑亦是其别称。内有西阻卜、北阻卜、西北阻卜、阻卜别部之分。大多居住在今蒙古国境内，今贝加尔湖以南部分地区亦为其故壤。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
10世纪时，各部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918年（辽神册三年），已有阻卜部落遣使向辽贡献。924年（辽天赞三年）阿保机西征，阻卜诸部皆“望风悉降”，并有三个部落被内迁。自此至辽景宗朝，各部常遣使朝贡于辽。岁贡定额为马1700匹、驼440头、貂皮万张、青鼠皮2500张。从辽圣宗朝开始，时叛时服，且为辽最难制服的部族。圣宗于994年（辽统和十二年）命王太妃（齐妃）领乌古等部兵往西镇抚，又于1003年筑可敦城（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之东），次年置镇（治可敦城）、维、防三州，调诸部族兵2万余骑及渤海、女真、汉人700余流配之家，往彼屯垦镇守；1011年（统和二十九年），置阻卜诸部节度使。
1012年，阻卜许多部落又叛。在反抗契丹人的斗争中，阻卜诸部结成了统一的部落联盟，辽不得不于1089年（辽大安五年），任命阻卜中最大部落北阻卜的磨古斯为诸部长。1092年，由于耶律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其它部落纷纷响应。经过八九年的苦战，于1100年磨古斯被擒杀，叛乱被镇压下去。阻卜人除有一部分随耶律大石西行，余众后多被溶人蒙古族。
斡朗改，又作温娘改，分布于契丹西北今贝加尔湖东西森林中。909年（辽太祖三年），向契丹“进輓车人”。为辽属国，辽在其地设立王府，但关系较疏远。曾于959年（辽天禄十三年）、1113年（辽天庆三年），献花鹿和良犬于辽。
辖戛斯，契丹西甫边的属国，居住在今谦河流域。931年（辽天显六年）开始与契丹人发生联系，辽在其地设有辖戛斯国王府，辽景宗、穆宗两朝各来贡一次。
二、渤海人的抗辽斗争
素号“骁勇出他国有”的渤海人，自926年阿保机破其国起，反抗契丹贵族的斗争此起彼伏，直至契丹国亡。综观渤海人的一次次反辽斗争：一为王族大氏为夺回失去权力而作的抗争；一为望族为反抗民族压迫领导的武装斗争，参加者多数为广大的渤海民众。属于前者的有两次：阿保机灭渤海国后，虽然对渤海王族采取了“存其族帐”，地位仅次于契丹遥辇氏；东丹国的左右四相以契丹贵族和渤海大氏参半为之的政策，在各地渤海人不断掀起反抗斗争的鼓舞下，趁阿保机“班师”途中死于扶余府，东丹王耶律倍和契丹大元帅尧骨护柩回临演府之机，“渤海王弟领兵马攻围扶余城”留驻的契丹军，企图把契丹人赶出渤海境。
1029年（辽太平九年），大祚荣裔孙大延琳，时为辽东京舍利军详稳，趁辽户部使韩绍勋在东京横征暴敛，“民怨思乱”之机，于八月在辽阳（今辽阳市）首杀韩绍勋等人，囚禁驸马肖孝先及辽圣宗之女南阳公主，宣告起义，建国兴辽，建元天庆。大延琳虽然派人四出联络，取得了南、北女真的同情和支持，终因其内部叛变，使契丹贵族及时调兵遣将断其东、西通路，加上高丽国首鼠两端不出援兵，故当诸道辽军次第到达东京，大延琳只得婴城固守。次年八月，内部又出现部将杨详世夜开辽阳城南门降辽，辽兵顺利进入城内，大延琳被擒，使持续了一年的起义终归失败。
渤海望族领导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与前者相比，不仅次数多，而且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兹择主要的按时间先后简介于后：
渤海遗民以武装割据建立的抗辽政权首推定安国，《宋史》等有传。起迄时间史无明文，只知其通过女真人通贡北宋在970年”宋开宝三年），991年（宋淳化二年）后不再与宋往来。仅此，坚持斗争长达20余年之久。其成员主要是在渤海亡国时屡起兵反辽的定理府和安边府的居民。后期活动在今鸭绿江和松花江上游一带。国主有烈万华和乌玄明，均先后上表北宋，请北宋出兵助讨契丹；宋太宗曾两次答以诏书，令其在征契丹时“同举”，“张犄角之势”，但均未付诸实施。
与定安国先后起兵反辽的，还有乌舍国（一作兀惹）与燕颇，其事迹散见于《辽史》。均各材旗帜，未能结成一体。
995年乌舍国与燕颇等一道进攻铁骊，辽发大军征讨，兵临兀惹城下，虽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辽兵久围不退，被迫请降。乌舍国后对辽时叛时服，延续至1114年（辽天庆四年），与铁骊等叛辽归附女真阿骨打，此后不复见。
1115年二月，阿骨打起兵的第二年，辽上京饶州渤海人古欲，联络附近头下州城，一时拥有步骑3万多人，据地叛辽。辽调重兵围剿，两次进攻皆被挫败。辽都统萧陶苏斡改用两手，六月古欲等被“招获”，起义失败，起义虽只数月，但发生在契丹国腹地，客观上起了配合女真军事行动的作用，加速了辽朝的溃亡。
因辽东京留守肖保先对渤海人过于“严酷”，1116年元月有10余青年夜潜入留守府杀之。事发，户部使大公鼎滥杀无辜，时为辽东京稗将的渤海人高永昌，趁“人情汹汹不可禁戢”，率部入据东京城，称大渤海皇帝，建元隆基（亦作国号大元，建元应顺）。旬余间，远近50州响应。由于在与辽军作战中“颇有杀掠”，颇失人心，故与辽军屡战皆不胜，被迫退保东京城。高永昌派人向阿骨打求援，时已称帝的阿骨打先以其“潜大号”不发兵，继以“表辞不逊”于四月命大将斡鲁统兵往攻。当高永昌闻女真兵在沈州（今沈阳市）大败辽军，惧，即遣使向阿骨打表示“愿去名号，称藩”。或谓为缓兵之计，斡鲁遂率军进围东京城。永昌出战首山不利，率5000余骑奔长松岛，旋被部下擒送斡鲁斩首，起义失败。
三、铁骊与五国部
铁骊，亦作铁离、铁甸。《辽史》中有时以其代五国部中的越里吉，《金史》中有时将其写作铁勒，皆为修史者误书。其先人为唐初黑水靺鞨铁利部民，后归服渤海，渤海国置铁利府，926年元月辽攻取渤海王城，二月，即遣使向辽纳贡。在契丹贵族将大批渤海人南迁时，其民有一部分被分散移居今辽宁省沈阳市西南、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东的西拉木伦河旁和吉林省农安县等地，大部分稍向西徒，分布在今黑龙江省铁力县一带。辽代的铁骊，主要是指西徙的部分。以狩猎生产为主，也喂养马等家畜，1012（辽开泰元年），其使那沙向辽圣宗乞求佛像、儒书，圣宗“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其上层已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为辽属国之一，辽置铁骊国王府，以其首领为王管理其民；又在黄龙府设铁骊军详稳司，统领其兵马。自926年至辽天祚帝朝，屡向契丹贵族贡鹰鹘、貂皮、马匹等方物。常与兀惹人作战，并将俘获的兀惹户献于契丹。
1114年其王回离保率部众归附女真。
1130年（金天会八年），金太宗吴乞买以铁骊人突离刺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逐渐融合于女真之中。
五国部，是契丹人对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五国（即五部）的统称。来源于黑水靺鞨，属辽代广义的生女真。分布在约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附近的松花江下游至黑龙江下游南北两岸地区。以狩猎。捕鱼为业，亦饲养马等家畜。辽圣宗时归附契丹后，为辽镇守东北境，兵事属黄龙府都部署司领导。初由其首领任“五国酋帅”管理其民，1037年（辽重熙六年）因越里吉（一作越棘）部民向辽控告其酋帅浑敞贪污（一作坤长，一说因其不法），部民多流亡，改设契丹节度使1员领之。向辽纳贡无定期，各部常独自遣使朝贡于辽，贡物为貂皮、马等。其地产名鹰海东青，是契丹贵族岁岁勒索之物。金景祖乌古廼时（1021—1074），已听命于生女真完颜部，但由于对辽时叛时服，“阻绝鹰路”，生女真常入其界捕海东青向辽纳贡，扰之，故常与完颜部发生战争。金初，被阿骨打统一，编人女真猛安谋克，成为金代女真的组成部分。
第五节辽亡与哈喇契丹
一、契丹贵族的腐败与辽朝灭亡
契丹贵族曾以铁骑征室韦，灭渤海，长驱中原，降服漠北诸部，开疆“幅员万里”；后又臣西夏、高丽，迫使北宋为兄弟国。可是在200年后的1114年，当属部生女真阿骨打以2500兵起事，却连败其数十万大军，并于1125年将契丹国灭亡了。其原因，主要不在女真族的崛兴，而是以契丹朝廷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的腐败。
辽圣宗以后的兴宗、道宗、天祚三朝，契丹贵族的腐败一朝甚于一朝。腐败最集中表现在，崇佛耽乐，不惜国力民赀，造成国势衰弱，民不聊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恤社稷安危，争权夺利，互相残杀，造成统治集团猜忌倾轧，分崩离析。
契丹国中叶以后的君主，不以勤政取信于民，却把有限的货财肆意挥霍，境内遍造寺观，企图通过崇佛迷信活动来麻痹人民，维持其统治。兴宗初即位。由母肖太后执政。她“淫威肆行，刑政弛紊”。兴宗亲政后，先“召僧论佛法”，继以铸银佛像于开泰寺，又以城邑与其弟重元赌博连输几座。道宗当政，不仅出现一日祝发为僧尼者3000余人、“饭僧尼三十六万”，而且授园释、法钧二僧皆守司空，并请僧“设坛于内殿”。1059年（辽清宁五年），又令修大吴天寺，费18万贯，后重修造塔又费10余万贯，总计在33万贯上下。1067年，朝廷下旨征户部欠款，全国才44万，可见耗费之巨……道宗晚年昏愚至极，用人不能自择，竟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降至天祚，其昏庸更超过祖辈。初登位，即“放戒于内庭”，寄佛保佑。在位期间，嬖幸用事，委任非人，而自己又不省政事，好畋猎，沈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当阿骨打进攻宁江州，仍在庆州射鹿，闻之竟“不介意”。至1121年（保大元年）女真兵攻克上京，年年丢城失地，而他仍狩猎如常。特别在出现贵族耶律章奴之变、金兵已取辽东京地、境内人民纷纷起义的1117年（辽天庆七年），竟七月猎秋山，八月猎狘斯那里山，9月猎辋子山，不恤国政达于极点。
契丹贵族的愚庸腐朽，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就在国力还较殷富的兴宗时，已出现“比年以来，群黎凋弊”。道宗时，在上京、南京地区“许良人自鬻”求活路。到了天祚时，辽河以西的乾、显、宜、锦、兴中等州路，竟出现“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各族人民，当阿骨打未起兵前，已有“李弘以左道聚众为乱”；阿骨打起兵后，纷纷揭竿而起：东有前述的渤海高永昌自立称帝，和先后继踵的“东路诸州盗贼蜂起”，铁骊、兀惹等叛入女真；内地的春州2000余渤海户继古欲后而反，安生儿和张高儿等拥众20余万攻城略地，张撒八诱中京射粮军“潜号”；南有董庞儿聚众万余树起义旗；北和西边的乌古、敌烈、阻卜等，或叛归女真，或执契丹地方官以叛。
另一方面，契丹贵族集团，自兴宗朝开始，以皇族与后族为中心的派系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愈演愈烈，以致到国家危亡之机，自树旗号，各奔东西，从而加速了辽朝的灭亡。前面谈及，兴宗初即位是母后肖氏听政，她逼杀齐天皇后后，更专横跋扈，滥杀无辜，不仅“诸舅满朝，权势的奕”，连“后家奴隶咸无劳绩，皆授防、团、节度使，至于出入宫掖，诋幔朝臣，卖官鬻爵，残毒番汉”。她又秘密筹划废兴宗，“立少子重元”。兴宗“惧内难”，将她幽而废之，旋捕获诸舅，或杀或徙，并诛其党羽。为后族推崇的重元，因告密得兴宗器重，“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由是“骄纵不法”。兴宗死，位传于子（道宗），尽管道宗尊重元为皇太叔，拜天下兵马大元帅，但重元权欲熏心，在于涅鲁古及一些后族和部落首领的鼓动下，结党400余人，于1063年（辽清宁九年）“诱胁弩手军犯行宫”。失败后，重元自杀，逆党多被捕。耶律乙辛因平乱有功，擢为南（一作北）院枢密使，威权倾动一时。据《焚椒录》，“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为怏怏”。为了排除异己，乙辛设计制造了诬陷宣懿皇后案。宣懿死，皇太子顺宗发誓不杀乙辛，“不为人子”，于是乙辛又制造陷害太子案。两案受牵连者或被诛杀，或被黜陟，后族势力受到严重打击。然而利令智昏的乙辛辈，又想通过立和鲁斡之子耶律淳为皇储，完全握控朝廷大权，于是在道宗出猎时，“奏留皇孙”，企图达到废嫡立庶的目的。在肖兀纳进谏后，道宗始疑乙辛有奸；继又发觉狩猎中扈从官属多随乙辛，遂“恶之”。乙辛后谋“奔宋”被杀。道宗死，孙天祚即位。天祚为宣懿孙、顺宗子，过去党护宣懿后和顺宗的人物又逐渐被起用，大权落到后族一派手里。女真兵起，辽军接连败溃，先后又出现古欲反叛和铁骊、兀惹叛归女真，皇族势力视夺权时机已到，故又有耶律章奴谋立耶律淳之变。失败后被擒杀的贵族达200余人。后族肖奉先恐妹元妃所生子秦王不得继立，又制造诬陷大将耶律余靓（一作睹）等谋立晋王案，使文妃、晋王等或被杀，或被“赐死”，余靓率部叛投女真。到了天祚西逃夹山，皇族势力的奚王回离保与耶律大石等再度在南京立耶律淳，称夭锡皇帝，并降天祚帝为湘阴王。不久淳死，妻德妃称制。当金兵南进居庸关，回离保居箭可山自立，不久为耶律阿古只等所杀；而德妃和大石等奔投天祚，天祚怒斩德妃，责大石。大石见不被容，遂杀肖乙薛等，自立为王，率军北行，后西迁。与此同时，又有耶律敌烈等劫天祚次子雅里北走，立之为主。旋雅里致疾身亡，术烈继立，次月为众所杀卢……契丹贵族集团你争我夺，使天祚帝成了孤家寡人，终在1125年（辽保大五年）二月，在应州新城（今山西省应县）东30公里被金兵追获，辽朝遂亡。
二、耶律大石西征和西辽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