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武王灭商至幽王，历11王，大约为公元前11世纪初至公元前771年。
第二节夏商周三族的融合与民族雏形的出现
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过程，就是民族开始形成的过程。夏、商、周三个王朝相继兴替，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国家，也促成夏人、商人、周人的融合，三族到西周时已融为一体，具备了民族的基本特征。
一、三代国家制度的因革与发展
夏启打破共主由各部落首领推举的制度，建立夏朝，标志着国家的诞生。
这一根本性变革，并非一帆风顺。
儒、墨两家所描述的尧、舜、禹禅让，反映了从黄帝建立号令黄河中下游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大联盟，到公元前2500—前2100年间，所实行的王朝前古国军事民族制度，更加向国家的形成跨出了一大步。当时各部落的世袭大酋长在大联盟中享有很大的议事权与决定权，而在战争中或重大公共事务（如治水）中涌现的英雄，由于建立殊勋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积累了财富，往往被推举为共主（“天子”）。这就是被儒、墨两家理想化了的禅让制度。《荀子·正论篇》说世俗所谓的“擅[掸]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武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君也，而天下誉之。”荀、韩这种说法，与古本《竹书纪年》所叙吻合。《纪年》叙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叙：“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子相见也。”可见在禹以前，尧、舜虽维持着原始公社制度民主推选的形式，而斗争是十分剧烈的。
禹因治水有大功，又战胜了来自南方的三苗，于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名为受舜禅让，实际上不仅逼舜，而且为避舜子商均，回到祖居崇山地区阳城三年才确立自己的共主地位。
夏启建国，更经过剧烈的斗争。
当禹治水和为共主时，东夷少昊集团仍在大部落联盟中拥有巨大的影响。相传禹治水及对三苗的战争，不仅得到了来自炎黄集团的四岳、伯夷、后稷等的支持，来自少昊集团的皋陶、益等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皋陶和益都曾成为鲧、禹的有力竞争对手。
禹成为诸侯共主（“天子”）之后，先举皋陶，“且授政焉”，皋陶死后，又举益，“任之政”，禹死后，“以天下授益”，称为后益。但禹在位时，大力培植其子启的党羽，禹虽表面上遵循传统禅让于益，实际上已造成了启杀益取而代之建立夏朝的基础。
夏朝建立以后，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贵族的斗争仍没有结束。夏后启的晚年，沉湎于歌舞，其子太康继位后，更加无道，传至仲康失国。于是来自东夷有穷部落的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称为后羿。弄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终于被亲信——来自东夷寒部落的首领浞所杀。寒浞代益，杀夏后相。如此反复经过40年左右，才由仲康之孙，得到有虞、有仍等部的支持，收复夏后旧时民众和联合各诸侯、部落首领攻杀寒浞，“复禹之绩”，恢复夏后的诸侯共主地位，史称“少康中兴”。
除了和东方各部落的斗争，启杀益自立，也受到了同姓有扈氏的反对。于是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尚书·甘誓》即这一战争中夏后启的誓师辞。结果有扈氏灭亡。《淮南子·齐俗训》评论说：“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是说有扈氏首领为维护传统而亡，虽号为“知义”，却违背了历史潮流，实不“知宜”。
国家的诞生以代替部落联盟，是历史的必然，但夏朝建立以代替王朝前古国的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度，还是经过了长期的反复斗争。以后，商灭夏，周灭商，虽为易姓换代，也是国家政权的嬗递，无不经历过激烈的战争和反复。
在三代兴替中，国家制度也越来越摆脱以前遗留的部落联盟的若干特点，逐步发展定型。
当夏商时，黄河与长江中下游还存在许多部落与方国，传说夏禹时万国，至商汤时有三千，周武伐纣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当时有千数百国。这些数字显然夸大了，但三代有许多诸侯与部落则无可怀疑。仅见于赵诚编著的《甲骨文简明字典》的商后期方国就有118个，见于《左传》记载的也有二百余诸侯及附庸国。实际上，当时存在的诸侯、部落当然多于记载的数字。《尔雅·释估》：“林、悉、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这些是起源于不同部落母权制与父权制时代酋长的称号，三代国君越来越比驭固足以王为专称，但也称后、称帝或称后帝。王与诸侯间礼制等级的约束越来越严格，但诸侯称王、称后也见于文献记载和甲骨金文的卜辞与铭文。夏朝国君多称后，或称帝。其国家机构，据《甘誓》所载有六卿。夏后启誓辞说：“有扈氏咸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罚！”他命令“六事之人”遵命各尽其职，并宣告：“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弩戮汝！”可见有了官僚机构，军队和刑罚，尽管六卿可能是由王室贵族或诸侯担任的，军队也可能是由各诸侯率领的军队，刑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夏后启可以行使其国君的权威，以天帝化身和国君的身份统帅六卿，亲自执行“天罚”。夏朝设官多少，已难说清，《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整齐，却表明了国家机构越来越严密，设官越来越复杂定型。
打破部落界限按地缘组成社会的过程，在王朝前古国时期已经开始。“颛顼以来，以地为号”，反映了这种变革。相传“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划定“九州”。这个传说也反映了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可能已有了某种地域的划分和依据各地出产向共主纳贡的制度。可惜夏代文献不足征，很难具体说清这种制度的具体情形。
商朝的地理已划分为王畿和四土。畿是商王直接管辖之区，甲骨文称为中商、大邑商或天邑商；四土，即商朝的诸侯，是商人向四方移民和扩张的区域。四土以外是多方，是其它各族分布的地区，他们对商王朝叛服不常，其中有些已被商王朝征服成为商朝诸侯；有些则与商朝发生多种交往联系，也受到商文化影响，然而经常与商朝处于和平交往与战争掠夺交替的状态。
商朝的设官分为王廷官员，周文献中称之为“内服”官，各机构有具体官名，甲骨文统称之为“多君”、“多子”，由王室贵胄和有影响的诸侯组成。“外服”官即四土诸侯，甲骨文统称之为“多方”，为后世地方官的雏形。商朝崇信上帝、鬼神，国政由商王、多君、多子及沟通上帝、鬼神的大巫与卜官议定。军队有王师和诸侯之师。诸侯来源大致是由王室裂土分封子弟及功臣，有些则是归顺或被征服而臣属的旧国与它族的首领，由商王赐爵成为商朝诸侯。国王称王，诸侯也有称王的记录，最常见的爵号为侯，伯则是诸侯之强宗方伯的称号，公为尊称，子、男也可称侯。商王对诸侯称“令”、“命”、“召”、“呼”，顺则封赏，叛则征伐，可任其为内服官员，可征其军队，取其土田、奴隶；诸侯对商王的义务：军事上为王戍边、从征，经济上向王贡纳，其中包括奴隶、女子和战时军需。在文化方面，商的甲骨文也通行于诸侯。其中也包括一些原处于敌对状态的诸侯，如周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周不仅使用商的甲骨文字，还很可能要祭祀已故的商王。
周人最高的主宰神圣为天，周王宣告自己是“天之元子”，天命其元子统治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廷设官：西周初期由周、召二公分领两寮各机构，中后期设官越来越多，《周礼》六官，虽是战国时完成的著作，但金文资料证明，确保存了西周，特别是西周中晚期官制的珍贵资料，可以说是以西周中后期官制为蓝本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战国著作。
周在王畿和四土都实行宗法制等级分封。周天子为天下之大宗，诸侯之天王。王畿内由天子直接统治，将土地分封给官员、子弟为采邑；四土诸侯基本的爵号为侯，而公、侯、伯、子、男等爵号也都已见于记录。诸侯地位有等级差别，但不会像儒家经典所说五等爵那么整齐。
王位继承是王朝国家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方面。夏以父死子继为主，间以兄终弟及；商早中期以兄终弟及为主，至晚叶，自庚丁以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已稳定地实行嫡子继承；周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都以嫡长子继承为常制。诸侯受封由天子赐土授民，封疆及都城大小、军队数量、宗庙、仪仗、设官、衣冠以至葬式，都有等级礼制约束。卿大夫实行世卿世禄，官位世袭。对庶人和奴隶，则有残酷的刑法。相传三苗不遵中原的宗教，已“制以五虐之刑曰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其内容记载不详，刑网越来越密，以保障奴隶主贵族对庶人与奴隶的残酷剥削与统治则是肯定的。对奴隶主统治阶级相互关系的“礼”与对庶人、奴隶的“刑”，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奴隶制国家的本质。
夏、商、周三代国家制度的发展与定型，说明由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过渡已基本完成，同时，部落联盟向民族过渡的过程也已基本完成。
二、夏商周三族的认同与融合
夏、商、周三族起源与兴起的地区不同，祖先来源各异，但商、周两族，都认为其祖先起源与兴起的地域是大禹所开拓的“禹绩”，即在大禹奠定的疆域之中。
《诗·商颂·长发》说：“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商人歌颂其先公之德已久发祯详，在大禹战胜洪水布土下方以奠定疆域时，就已有了王天下的萌兆。《商颂·玄鸟》说：“古帝命武汤，正域被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歌颂有神武之德的大乙汤，受天帝之命奄有九州，遍告诸侯，为政于天下。《商颂·殷武》又说：“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是追叙成汤征服四方以后，对四方诸侯宣告：天命众多诸侯（多辟），设都于禹绩，你们要按岁来朝觐（来辟），不要以为勤民稼穑就可以解脱不来朝觐的惩罚。可见商人是承认其祖先起源与统治区域都属于禹绩的。周人在建立周朝以前，也已认定周所处的西土是“禹绩”。《诗·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作丰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雅·韩奕》、《小雅·信南山》也歌颂梁山、南山都是“维禹甸之”。《逸周书·商誓》追叙：“昔在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
周人又称其兴起的西土为“区夏”。《尚书·康诰》说：“惟乃丕显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是说文工以修德爱民，团结了周围一二邦，开拓了西土“区夏”。这区夏，是古今语法词序的倒置，即为夏区。又可称为“有夏”或“时夏”。“有”为语助词，“时”即“是”，即“这个”。这些地域称谓都是指保持夏文化的地方。周人以夏文化继承者自居，并以此为号召以区别于东土之商。
在周朝建立以后，周人即肯定天下都是禹绩和夏区了。《尚书·立政》记述周公诰诫文王子孙：“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海表，罔有不服。”
按照三代的封疆，禹绩和夏区是不断扩大的。吴起曾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北不至今山西省太原市，南至以嵩山为中心的河南中部，酉有扈氏已达关中，东有莘氏、有仍氏、有穷氏、有鬲氏等处古河济之间。商朝建立以后，都城屡迁，大体是前期以今郑州市商域遗址为中心，后期以今安阳殷墟为中心。以王畿与四土而言，比较稳定的商朝疆域北至易水、燕山，南至淮河，东至泰山以西及鲁北，其晋南、豫西原夏朝中心仍在商疆域范围之内，最西已达关中平原，渭水中下游。燕山地区有孤竹国（今河北省卢龙县南），大概是商人在起源地区的残存；长江沿岸今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商前期城邑遗址，赣江沿岸江西清江县吴城村商聚落遗址，可能都是不同时期商朝在长江流域的军事据点，目的在于攫取南方的铜和龟甲等类商既需要而又紧缺的物资。
周朝王畿以镐京（今长安县西北丰镐村附近）和雒邑（今洛阳市东北郊）为中心的地区。诸侯四方，在武王克商之后，封兄弟之国15人，姬姓之国40人；周公东征以后，立国71年，姬姓独居53。周之宗室贵族分封为周初分封的主体。周朝在灭了许多旧国之后，将姬姓诸侯分东、北、南三个方面布局，主要为了镇抚商遗民，同时也兼制东夷和未服的戎族。其东向沿黄河两岸伸展，黄河北岸有虢（今山西省芮县城北）、虞（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单（今河南省孟县西南）、邘（今河南省沁阳县北）、原（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雍（今河南省焦作市南）、凡（今河南省辉县西南）、共（今辉县）、卫（今河南省淇县）；河南岸有焦（今河南省陕县）、北虢（今陕县东南）、东虢（今河南省荥阳县北）、祭（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胙（今河南省延津县北）；再往东有曹（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茅（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郜（今山东省城武县东南）、极（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南）、郕（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鲁（今山东省曲阜市）等。往北沿汾水两岸有耿、韩、郇、贾等国，而虞叔封于唐（今山西省翼县城西）；太行山以东，卫之北有邢（今河北省邢台市）、燕（今北京市）已深入商人起源与初兴之区。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有应（今河南省鲁山县东）、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息（今河南省息县西南）蒋（今河南省淮滨县东南）。息、蒋跨淮水为封城。更有“汉阳诸姬”及随（今湖北省随州市）、唐（随州市西北）、曾（南阳盆地南部）。长江下游也有了宜国（今江苏省镇江市一带）。
除了姬姓诸侯，周也封了一些异姓诸侯，主要是姻亲和功臣，其中最显赫的是姜姓。姜出于炎帝集团，世与姬姓通婚，由于文王的祖母太姜的缘故，封了申、吕、齐、许等国。尤其是吕尚，不仅是周的开国元勋，又是武王妃邑姜之父，封于齐，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版图很大，权力也很大，“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隶”，即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北部的东夷各国及商遗旧国都由齐国监督，与周公的封国鲁国在东方诸侯中处于同等重要地位。其它姜姓诸国：许（今河南省许昌市）、申（初封大概在今河南省信阳市，周宣王时又移封申伯于谢邑，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谢营）、吕（今河南省南阳市西），纪（今山东省寿光县东南）、州（今山东省安丘市东北）。向（今山东省宫南市东北）。舅姓诸侯还由于文王的母亲太任的缘故封了任姓挚（今河南省汝南县）、畴（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南）。任姓薛国（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原是夏、商古国，西周继续受封，此外还有铸（今山东省肥城县甫）、鄣（一说姜姓，今山东省东平县东）等。又追踪周以前先王之后，封黄帝之后于蓟（今北京市境），帝尧之后于祝（今山东省肥城县境），舜后虞胡公封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市），周武王还以长女大姬嫁虞胡公。又因文王妃、武王母大姒的缘故封了夏禹之后姒姓杞国（今河南省杞县）。对于商，周武王克商之初，封纣嫡子武庚以继商后，周公东征，武庚被杀，又立武庚庶兄微子于宋（今商丘市），亦可称之为商。
以上西周所封同姓与异姓诸侯，同称为夏，号为诸夏，并以原商朝统治中心地区称为东夏，诸夏又号为中国，以与夷狄相对称。这样，便构成了民族的雏形。
东系太昊、少昊集团的部落与文化，都是构成夏、商、周三代居民与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夏、商两昊集团各部落已分化出许多当时称为东夷的部落与方国，到西周时，仍承认自己是太昊、少昊后裔并继承固有文化传统的风姓与偃姓诸候，尽管在周公东征以后大都已臣服于周并得到了周的承认，又与东方齐、鲁、蒋等诸夏交错分布，但自称和他称仍然都是东夷，详情将有专节叙述。其余各方大体与东方相似，各有专节，此不复赘。
“中国”的称谓，最早见于周初武王、成王时，不仅见于《尚书》，又有出土《何尊》铭文的实证。其义初与商朝称都城为“中商”同，以与四土相对，是指京师；扩而大之指诸夏分布之区。《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是指认同为夏人和继承夏文化的人，以与边疆各族相对而言，称为“夏夷”、“中国与夷狄”。这样，“夏”由地名而为部落名、朝代名，到西周已发展为民族名称。诸夏各支来源与祖先传说实际上是不尽相同的，但到西周已认同为夏，生活在禹绩与夏区，都是黄帝和炎帝的裔胄。《国语·鲁语》上记述：“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褅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褅喾而祖稷，郊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与此有基本相同的记载。褅、郊、祖、宗都是重大的祀典，其中尤其是褅祭，以祖配天，是祭祀其祖宗所自出的特别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代是把祭祀上帝、祖宗看作与征伐一样重要的大事。在西周，原属不同来源不同部落集团的祖神，已纳入同出黄帝的谱系中，是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商灭夏以后如何处理与涵化夏人，历史文献语焉不详。周武王克商之初，对涵化商人也未找到成功的政策。商人在文化方面高于周人，政治、经济方面仍有很大的势力，周初文告往往自称“小邦周”。武庚与三监叛乱，显示了商遗民和响应商遗民的东夷拥有很大的力量。周公东征，经过三年，征服了商朝遗留下来的“顽民”和东夷，把商朝的贵族官员与诸侯迁徒到雒邑成周，成王还对前商朝官员（多士）和诸侯（多方）发布《多士》与《多方》两个重要文告，宣布周虽小邦，天命归之，殷违天当灭。现在周革殷命，正如当初成汤革夏命一样。如果“多士”、“多方”顺从天命，即仍能保留贵族地位，否则必遭天罚。此外，还将一些商的贵族分封给姬姓最重要的诸侯，如将“殷民六族”分给周公，封于鲁；“殷民七族”分给康叔，封于卫；“怀姓九宗”分给虞叔，封于唐。这些殷民并不是奴隶，他们只是成为姬姓诸侯政治上的臣属，“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即仍保持其宗族，还统领着过去的奴隶（“类丑”）。这些殷民与住在成周的商“顽民”一样，分住在诸侯都邑，是构成当时“国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有些人在王廷和诸侯国任职为官，有些还保持其世职，如卜、史等一些在当时属专门知识的官员。周王与诸侯，都编制了以殷民按族编成的军队，如“成周八师”，就是由成周城中的“殷顽民”所组成的军队，参加周王的征战。同时，周人在祖宗来源方面也把商人的祖神帝喾宣告为黄帝的后裔，并说姜嫄是帝喾的“元妃”，生了后稷；简狄是帝喾的“次妃”，生了契，稷契同父异母，分别是周人与商人的始祖。商、周两族的始祖感生神话，仍保留在《诗》中，他们区别于商、周两族都是很清楚的。但处于统治地位的周人主动与商人在祖先来源方面认同，促进了商、周两族的融合。
在经济、文化方面，夏、商、周本来比较接近。他们都以农业为主，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其先民都以种植粟（稷）、黍为主要农作物。青铜技术在夏代已开始发达，商和西周达于鼎盛，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主要表现。但在农业生产方面，除商、周遗址发现少量青铜工具外，主要是使用石器、木器，还有一些骨器与蚌器（收割器）。农业生产工具与龙山文化时期无明显发展和变化。生产的主要负担者是奴隶大众和庶人，他们住在“都”、“邑”之外的“郊”与“野”。“国人”与“野人”的对立；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大众及庶人的对立。奴隶的命运不言而喻，商代往往把掳掠来的羌人等大量杀了祭祀，商代遗址发现了大量奴隶殉葬的墓葬，西周人殉葬现象逐渐消失，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提高了，大量殉葬是奴隶主的损失。
以青铜技术与甲骨、钟鼎文字为代表的经济、文化进步，基本上被奴隶主贵族所享用。夏代的青铜冶铸技术趋于成熟，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仍是一些爵及锛、凿等类小工具。商代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与铜铅合金，各个时期所含比例有所不同。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礼器、食器、兵器、马车器、手工业工具（包括小量农具）和乐器等。以鼎为例，既是常用食具，又是重要的札器。目前所知最大的鼎为司母戊鼎，高1.33米，重875公斤。铜器花纹趋于繁缛，普遍以雷纹为底，主体花纹的式样除饕餮纹外，有夔纹、龙纹、蝉纹、蚕纹及各种几何形纹饰。周代青铜器较商代有多方面继承也有发展，最明显的进步是铭文发达。晚商铜器虽已有了铭文，但比较少见，且仅是几个字，商末有长达二三十字的。西周铜器铭文字体改进，文体完整，成为研究中国文字进步和西周历史的重要实证。文化方面最富特色的除铜器纹饰艺术之外，还有占卜和卜辞。玉器艺术发达虽不能和上述两项相提并论，但也是三代文明最富特色的重要内容。玉器既为重要札器，又是贵族常见的佩饰。玉器起源于北起燕山南达杭州湾的东部沿海诸新石器文化。其中礼器如璧、琮为礼天地重器，钺为王权与兵权的象征，都起源于良渚文化，铜器上的主体花纹饕餮文，一般都认为起源于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兽面纹和人兽合体的纹饰。商人日常佩带玉器的种类，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种类接近，一般认为有共同的渊源关系。占卜起源大体也是以东系诸新石器文化所发现的为主，尤其是龟灵崇拜，起源于长江与淮河中下游各部落。三代的文化是以融合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为核心的，同时也汇聚融合了燕山以北及长江流域的优秀文化。文字起源可以追溯到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等许多到新石器文化中的一些反复出现的刻划符号，殷墟甲骨文字与周原甲骨文字及商、周铸在铜器上的铭文，属同一文字体系，都是汉字构字六种方法齐备的成熟文字。商周文字体系相同，也是属同一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
夏、商、周三族到西周时已有了共同的族称（夏、中国），共同的地域观念（禹绩、夏区），共同的祖先观念（黄帝为共同始祖），共同的经济特征和文化特征，已具备了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当时天子虽为诸侯共主，天下大宗，而诸侯在其封域内仍自为大宗；周所制定与推行的礼乐文化，虽为诸侯所共同遵守，但各国，包括一些姬姓国，还有不同的政令、礼俗，如“商政”、“夏政”、“周政”、“周索”、“戎索”（“索”即法），宋仍行“商礼”，杞仍行“夏礼”等等；夏夷区别已经是民族的区别，但夏夷限域不严，有些诸侯，包括夏禹后裔杞国及一些姬姓诸夏，与夷狄杂处，从其习俗，转而被同化成为夷狄。所以，西周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仍为夏民族的雏形，到春秋时便形成了稳定的华夏民族。
第二章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原地区青铜器时代已经是繁荣发达的高峰时期，边疆地区也先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在夏、商、周三代国家制度逐步定型，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的过程中，边疆各部落也开始了向国家和民族过渡，出现了王权和许多族称。它们在四方发展，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同，语言和习俗也各具特点，但都与中原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进入了各族竞争的中国历史舞台。边疆各族向中原内迁，一方面激发了华夏民族意识的强烈高涨，同时也从各民族内迁中，吸收了许多新鲜的成分，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使华夏民族得到发展并加速了社会的进步。
第一节民族矛盾激化与诸夏攘夷争霸
一、“四夷交侵，中国背叛”，西周灭亡
西周对边疆各族称为远人，实行与王畿及诸夏地区不同的政策。有所谓：“蛮夷要服，戎翟荒服”、“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岁贡”、“终王”。就是说，对距王畿较近的各族，要进行约束，要求他们岁岁来贡；距离较远者，称为荒服，则只需一世一次来朝，“王事天子”，不扰边鄙就行。对不贡不王者，周天子先是“修德”，以争取远人臣服，“修德”达不到目的就“修刑”，当时的“刑”与兵是同义词，即进行征伐，据记载，周朝的这种政策，造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四十年不用刑伐的局面。康王死后，昭王南征荆楚，死于江上，其子穆王继位，西征犬戎，“获其五王……王遂迁戎于太原”，“自是荒服者不至”。到穆王之孙懿王时，周朝已经走向衰微，“戎狄交侵，暴虐中国”，而边疆各族内迁，在王畿与诸夏地区，都逐渐形成了交错分布的形势。
从懿王到平王东迁，大致是公元前10世纪最后20—30年到公元前771年的150年左右，一方面是王政日坏，尤其是周厉王的无道，使阶级斗争加剧，结果导致国人暴动，前841—前828共和主政14年。另方面，周的王畿已受到来自戎狄的威胁。前823（周宣五年），玁狁攻周，到达泾水北岸，王京岌岌可危。宣王派南仲筑城于朔方驻守，又派尹吉甫率师击败玁狁，逐至太原，玁狁北遁。一时其它戎狄各部重新臣服。但宣王三十一年攻太原之戎，不胜；三十六年攻条戎、奔戎，败绩；特别是三十九年攻姜氏之戎，入于千亩（今陕西省扶风县以西渭水中上游），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料民”就是在奴隶大量逃亡之后清理民数，奴隶制度已显出崩溃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