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人入居内地后，和中原地区各族人民有密切的贸易交往。宋朝与西夏都设立各种类型的集市贸易市场进行交换。如宋朝在保安军、镇戎军等地设立榷场。李继迁时也准备在赤沙川、橐驼口置“会”与宋朝贸易。据史载，当时有供西夏和党项人交易的“和市”，还有宋朝河东路、陕西路沿边一带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折姜等处。贸易种类：党项人以其所产驼、马、牛、羊、玉、毡、甘草、密蜡、麝香、毛褐、羚羊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换取宋朝的缯、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西夏对宋朝销售以马、羊、牛、驼、盐为大宗。如宋朝规定每年从保安军、镇戎军榷场购进马4000匹，羊20000头。党项人十分重视与宋朝的贸易，宋朝人庞籍说：“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党项人还和邻境的辽、金及吐蕃、回鹘进行贸易。回鹘商人过境同宋、辽贸易，西夏还收取十分之一的实物过境税。

党项社会内部早期实行以物易物交换，有用茶、绢等物作为等价交换物。西夏建国后，利用宋朝岁赐钱、银交换。史载西夏于天盛十年（1158年）始设通济监铸钱，但据传世实品来看，西夏建国之初就已铸钱。今所见西夏王朝的年号钱有十余种；有铜、铁两种西夏文、汉文钱和铁铸汉文钱，至今发现的西夏文钱有福圣、大安、贞观、乾祐、天庆等5种。西夏文书中保存有党项人的卖地文契、典麦残卷及经商的占卜辞。如在《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中记录了西夏天盛二十二年（1170）党项寡妇耶和氏出卖土地的契约，文约内容反映了黑水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地区的土地私有制和买卖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当地当时的农牧业生产状况。现存的西夏神宗光定元年（1211）《典押借贷文书》，是党项人柯大山典押牲口借贷粮食的债权文书，反映了西夏社会经济结构状况，可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有关规定相印证。现存的西夏天庆十一年（1204）典麦残契15件，是记载当年端午节党项人刘折兀哩嵬、康吃□、笃屈遇等典皮毯借麦的字据。上述文书都具体反映了西夏时期党项人的商业贸易、土地买卖和高利贷的情形。

三、党项的文化

党项族文化的历史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即内迁前的党项文化，尚处于原始文化发展阶段；内迁后在本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回鹘、吐蕃等族文化成分，为创造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准备了条件；建国后，以西夏文字的创制为标志，开始了西夏文化时期。西夏文化由于吸收了多方面的营养，因而比党项固有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和绚丽多姿，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园地中的一簇奇葩。

（一）宗教信仰与佛教文化

党项人在内迁前尚处于原始宗教信仰的自然崇拜阶段。《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内迁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活日趋复杂化，认为万物皆有神灵主宰；又“笃信机鬼”。对鬼神的崇拜，反映了党项社会的前进与对自然界认识的逐步深化。

党项内迁后居住的河西地区，佛教的流传已有深厚的基础，当地的汉、藏、回鹘、契丹等民族也多是佛教信徒。党项族人民历尽迁徒、战乱之苦，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害，因此很容易接受佛教的教义作为精神寄托。党项贵族也正好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和麻痹人民的工具。党项建国前，李德明开始向宋朝献马匹求取佛经。李元昊本人即通晓佛学，不仅向宋朝求经，而且向印度僧人求索贝叶经，又派遣使臣到五台山礼佛。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下令规定每年四孟朔为“圣节”，让官民礼佛。并广建佛寺，贮宋朝所施大藏经，又延请回鹘僧人演释经文，翻译成西夏文。毅宗李谅祚继位后，与母后没藏氏役民数万，历时六载，在兴庆府建造承天寺，供参佛听经。崇宗李乾顺与梁太后兴造甘州大佛寺和重修凉州护国寺及感应塔。西夏时修建的寺庙很多，并大力维修旧有寺院。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载：“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西夏时的僧人甚多，据记载，仅一次佛事活动即发愿度党项、汉、吐蕃僧人3000员。今存西夏时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碑刻、寺庙题记中，记载了大量西夏时党项人的佛事活动。

佛教是西夏时党项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国家专设有管理佛教与僧人的机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列名的有：和尚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其品级位在中书、枢密之下。地位极高的僧人被封为“帝师”或“国师”。西夏皇帝也多参予译经或校经。从李元昊建国后开始译经，到李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的53年中，共译经362帙，820部，3579卷。仁宗李仁孝时进入校经、刻经和施经时期，1189年（西夏乾祐二十年），李仁孝在大度民寺举行的法会上作法事长达10昼夜，共施西夏文、汉文佛经20万卷。桓宗李纯祐时罗大后发愿令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神宗李遵顼在蒙古强敌逼境之时，还以皇帝名义令人缮写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

（二）西夏文字的创制与使用

党项原无文字。内迁后的党项人在和汉、藏等族接触交往中，学会了汉、藏语言和文字，并用以书写记事。《宋史·夏国传》载，李元昊青年时即“通蕃汉文字”，蕃文当指藏文而言。李元昊正式建国前，亲自主持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并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当时被称为“蕃书”，尊之为“国书”，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形方整”，基本笔画与汉字相同，显系模仿汉字创制。文字构成也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六书”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加繁复，多撇、捺，无直钩。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较多，象形指事字极少，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是西夏文字构成的一大特点。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党项族建立封建国家的迫切需要，它构成由党项文化发展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和标志。

西夏文字创制后，在国内广为推行，“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夏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

1039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李元昊下令设置“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翻译人才。西夏宗室，党项贵族子弟多入“蕃学”学习，学成后进授官职。仁宗时宗室濮王李仁忠，舒王李仁礼，宰相斡道冲等都精通汉文与西夏文。党项族学者使用西夏文记载国史，著书立说，编写刊出了各种类型的西夏文辞书，文学作品，诗歌谚语，医书历法。国家用西夏文公布法律，组织大规模的佛教经典翻译工作。西夏时期还用西夏文翻译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类林》、《孙子兵法三注》、《贞观政要》、《十二国》等。国家设立“刻字司”管理出版机构。从传世的文物、文献来看，西夏文字在党项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普遍使用。如今发现的西夏文书有审案文书、契约文书、借贷文约、请示报告、历书占卜辞。在一些摩崖碑石、寺壁题款、钱币印章、符牌器物上也都使用了西夏文字。

（三）文学艺术

党项人未创制文字之前，已有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流传下来的《夏圣根赞歌》（《颂杨祖先诗》）中有：“黑头石城旷水边，赤面父陵白河上”、“皇天下千黑头福高下，大地上万赤面智不同”之句，“黑头”、“赤面”似指内迁前原居地的党项人，多以韵文学流传，所以西夏时产生的文学作品中诗歌作品尤为丰富。流传下来的有宫廷颂诗，宗教劝善诗，历史记事诗等。如五言诗《新集金碎掌置文》，长达千字。党项人善用谚语表达思想，且极富哲理。西夏谚语集《圣立义海》中收集的谚语有：“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等。另一部由党项族文学家梁德养编纂的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有“钟爱美观，不会雄强；严守礼节，不会英勇”，“福伴有祸，美伴有丑”等谚语。

据《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横吹即竹笛一类的乐器，羌笛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党项内迁后，唐僖宗李儇赐党项首领拓跋思恭鼓吹全部，所以唐朝音乐对党项音乐的影响很深，到宋代西夏音乐中仍保留唐代遗风。民间音乐则较多地保留了党项原有的“土风”歌乐。李元昊建国时改革礼乐，企图回复到质朴的党项音乐，到仁宗时，下令乐官修订乐律。在西夏国家机构中设立“蕃汉乐人院”。宋朝曾请西夏的“蕃乐人”到宫廷演奏。党项人早期的绘画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在鄂尔多斯以北的那仁乌拉山，贺兰山内发现大量的岩画，画有羊、马、骑马人，磨盘和太阳等生产与生活图象，构图简单，风格粗扩、朴实，有的配以西夏文字，可确知为西夏时期党项人的作品。西夏时期的绘画、雕塑作品则多以宗教内容为题材，并藉此保存下来。如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两地西、东千佛洞中西夏时期的壁画、雕塑艺术十分丰富。西夏绘画风格远宗唐法，近承宋风，又受到回鹘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影响，因而形成了独特的西夏绘画艺术风格。在银川贺兰山西夏皇陵出土的雕龙栏柱、圆雕人像石、石马、石狗、石螭首、石人头像等，有的造型粗犷，深厚朴实；有的刀法细腻，形象生动逼真，表现出了西夏时期雕刻艺术的高度技巧与民族风格。

（四）风俗习惯

党项人在内迁后，衣着、居住都有了改变。李元昊青年时代党项人大约多已穿着布衣和锦绮，而很少“衣皮毛”了。宋代居住在西北高原的党项人已修造土筑的居室，有官爵者还修盖瓦房。陆上交通工具以马、牛、骆驼、驴为主；水上交通工具则有用牛羊皮制成的筏子，称为“浑脱”，颇具地方特色。

早期的党项羌人曾实行原始的收继婚制。内迁后党项贵族中仍盛行一夫多妻制。包办与买卖婚姻也广为流行。宋代史籍记载府州党项有逃婚情死者，一族亲友要为死者椎牛设祭，祈祷升天。党项族实行火葬，后来也改行土葬，西夏党项王族宗室、贵族也仿效唐宋帝王的陵寝制度，修建宏大富丽的陵园，实行厚葬制度。

占卜术在党项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决疑难。其法有四种：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视其征兆；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类似汉族的折蕃草占卜；咒羊，夜间牵羊，焚香祷告，于野外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不吉；矢击弦，用箭杆击弓弦，听其声而占算战争胜负和敌至之期。占卜辞中用地支计日，可能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党项人作战忌晦日，重单日。打了败仗后，隔三已复至其处，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之，表示对亡灵的超度，称之为“杀鬼招魂”。党项人重复仇，《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跌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但仇家有丧，仇人以背负甲叶记之，则免受侵害。无力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纵火，焚其庐舍。党项人认为“敌女兵不祥”，故任其纵火而避之。

仇家和解后，则用鸡、猪、犬血和酒，用髑髅共饮起誓：“若复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账”。

第三节西夏之亡与党项人的去向

一、蒙古人灭西夏

党项国西夏自李元昊建国，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时期，历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三朝，计48年。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创国伊始，各项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对外以攻宋为主，促其承认夏国的存在；发展时期，历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计107年，政治上的特点是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与阶级斗争逐渐趋于表面化，激烈化，国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对外受宋、辽、金三国局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表现为深刻的依赖性；衰亡时期，在短短的34年中，皇室五易其主，历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帝李睍五朝，由于皇室日趋腐朽，和金朝与新兴的蒙古强敌威协，亡国之势已成。造成西夏衰败与迅速灭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仁宗时是西夏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但在政治上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1170年（乾祐元年）五月，汉族权臣外戚任得敬篡权阴谋分国，几乎使西夏遭到覆亡。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粉碎了分国的阴谋。仁宗受制于汉人军阀，暴露了西夏党项皇室军事权力的削弱，西夏开始走向由盛而衰时期。仁宗之后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十分激烈，1119年（辽天庆元年）桓宗李纯祐即位，到1206年（西夏应天元年）被宗室越王李仁友子李安全与李纯祐母罗氏合谋废黜，立李安全为帝，是为襄宗。

1211年（西夏皇建二年），西夏宗室齐王李遵顼又发动宫廷政变，废李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皇位的频繁更迭，西夏统治者为了各自的利益，面对金朝与蒙古两大强敌，不但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反而被其互相利用，致使西夏本身更加削弱，难以自保。

第二，对外政策上的错误。桓宗李纯祐即位后基本上奉行仁宗时期政治方针和对外政策：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其时北方蒙古兴起并日渐强大，成为对西夏的严重威胁，要使西夏继续生存下去，其国策应是安定国内，联合宋、金，共同抗拒蒙古。李安全篡位，改变了长期与金朝盟好的国策，依附于新兴的蒙古，与金朝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使夏、金双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受到严重挫伤，同时促进了蒙古的迅速崛起，并南下侵扰。神宗李遵项继位后，承袭了襄宗开始的亡国之策，妄图乘蒙古攻金的机会扩大领土，对金朝连连出击。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不仅不能消除蒙古的威胁。反而把西夏降为蒙古的附庸，受其役使。

1217年（西夏光定七年）十二月，蒙古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神宗惊惶逃走。其后西夏不断受蒙古侵扰并被令征兵，神宗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侵金，时而又被蒙古役使侵金。附蒙侵金引起西夏统治集团内部与广大人民的不满。1223年（光定十三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彻底失败，于12月宣告退位，传位于次子李德旺。李德旺即位后立即改变国策，宣布和金抗蒙，但这时蒙古大军已兵临金都，金朝自顾不暇，已无力援助西夏，西夏之亡，危在旦夕。

第三，统治阶级的腐败与社会矛盾尖锐化。西夏在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封建经济发达时期已潜伏着危机。党项贵族在日趋封建化和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过起了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宗室晋王察哥当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强占民室数处；年已70余，还姬妾成群。党项贵族世家，也都以奢侈相尚。广大党项部民则遭受残酷压榨与盘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142年（西夏大庆三年）西夏发生饥荒，民间一升米涨到百钱。1143年三至七月，国都兴庆府，夏州等地连续发生强烈地震与严重饥荒，党项部民无法生活下去，起而反抗朝廷。同年七月，西夏的威州、静州、定州等地的党项大斌、埋庆、竾浪、富儿等部都爆发了由党项首领哆讹领导的武装起义，有的起义军达上万人。起义军被汉人军阀任得敬镇压下去。仁宗时，党项贵族日益沉湎于腐朽的生活，侈靡挥霍，到蒙古入侵之时，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献宗李德旺时殿中御史上疏中说：“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1226年（西夏宝义元年）蒙古军攻破应里（今宁夏中卫），见夏国“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西夏劳动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甚至出现“饥民相食”的悲惨局面。但是党项贵族依然挥霍无度，“清歌夜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对国家危亡置若罔闻，也提不出任何拯救的办法。统治集团彻底腐朽，西夏灭亡已成定局。

从1025年三月，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纳蒙古仇人，率兵进攻之，后又于1207、1209、1217三次进攻西夏，主要目的是打击西夏，为灭金朝消除后顾之忧，或促使西夏附蒙古联合攻金。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取得胜利回到漠北，以西夏不屈，决计灭之。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北境长驱深入，攻入西夏。五月，西夏上皇神宗李遵顼病死。七月，献宗李德旺也惊忧而亡，献宗侄李睍被拥立为帝。1227年春，成吉思汗大军围西夏国都中兴府，敦促李睍投降，被拒绝。半年之后，粮尽援绝，末帝走投无路，向蒙古请降，并求宽限一月献城。1227年（宝义二年）七月，末帝李睍出降，被蒙古军所杀。党项所建的西夏国遂亡。

二、西夏灭亡后的党项人

从唐末、五代之后内迁的党项族因居住地区的不同，除以党项为主体建立西夏国外，其余的党项人还分属于辽、宋、金等王朝管辖。西夏既亡，元朝统一全国，西夏党项贵族上层统治阶级在元代的大一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元朝称西夏为河西，或称唐兀，视同色目。政治上给予优厚待遇。元初在西夏故地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简称为西夏行省，后改为甘肃行省，任用党项人管理其它各路诸事务。元太宗窝阔台时党项贵族斡扎箦任中兴路副管民官，世祖忽必烈时其子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

1268年（至元五年），世祖擢高智耀为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顺帝贴睦耳时，亦怜真班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其兄阿乞刺任甘肃行省左丞。元末在中央任职的党项官员察罕孙亦力撒合、余阙等人，常“奉使河西”，视察民情。

元代，西夏党项人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起用党项贵族上层进入元朝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中任要职，如翰林学士高智耀，南台御史中丞亦力撤合、湖广行省平章李恒、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宣政院使杨暗普、知枢密院事暗伯等，比比皆是。元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党项上层人物还进入元朝皇室，并卷入了元王朝争夺皇位的宫廷斗争。元武宗选唐兀氏为妃，生文宗图贴睦耳，死后追谥为文献昭圣皇后。党项人乞台普济，一家祖、父、子均于太祖、世祖至武宗时“一门之间，三为丞相”，权力显赫一时。元顺帝时，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任要职的党项人约占前朝总数的一半。顺帝妥懽贴睦耳时每日于内廷和中书聚议大事的8位大臣中就有平章政事阿乞刺，参知政事纳麟两位党项大臣。

党项人在元朝的军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西夏亡后，西夏境内的各民族均成为蒙古军征兵的来源。世祖时，元朝在西夏地区征调军队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由西夏人专门组成的军队，称唐兀军，设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由党项人任职。镇戍军为地方性驻军，如元末的庐州戍军“一军皆夏人”。元代一批杰出的党项族出身的将领，如察罕、塔出、木花黎、昔里钤部、昂吉儿、李桢、李恒、拜延等，在对金、宋的作战担任统帅或指挥官，在元朝的统一战争中建立了功勋。有的党项上层分子参予了元朝平定内乱，镇压各民族地区的反抗斗争与反元大起义，最后成为元王朝的殉葬品。

党项人积极参予了元代的经济建设。任职元中兴路新民总管的党项人朵儿赤，“至官，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战乱之后，元朝在西夏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开辟水田，“民之归者四、五万户，悉授田种，颁农具”。1271年（元至元八年），元朝政府给当地羌、浑等各民族8000余人“牛具，使力田为农”。党项人还在河西地区、淮西、云南、上都（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辽东等地主持屯田。党项工匠在元代备受重用。

党项人对元代文化的发展也有较大的贡献。党项族上层屡次向元朝皇帝建议保护儒士，提倡以儒术治国。元朝实行科举取士后，党项人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据《元统癸酉进士录》记载，1333年（元元统元年）一科，党项人进士及第者8人，在元代的色目人中占取士的三分之一居首位，党项人余阙中本科殿试一甲一名（状元）。余阙诗文俱佳，曾参予编修宋、辽、金三史。有《青阳先生文集》等著作传世。参予修撰宋、金二史的还有党项学者斡玉伦徒，刘沙刺班、纳麟等。以文学著称并著文集的还有孟昉、贺庸，王翰、张雄飞、甘立、昂吉、迈里古思等人，元代曾大量刊印西夏文佛经，称《河西字大藏经》，说明党项人在元代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元一代，当被灭国的西夏党项人在为元朝统治者殚心竭智地奉献才能的同时，也为党项族自身在历史上的消失创造条件。无论是留居西夏故地的党项人，或被元朝政府派遣到各地做官的党项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在他们中间发生了改姓易名，甚至改变族属的情形。远离西夏故地的党项官吏，屯军的士兵由于环境的改变，在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乃至心理状态等方面也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今遗存于甘肃省酒泉县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载了在元朝任官职的党项人举立沙家族相传6世130多年的活动及其世系。从一世举立沙之后己不用党项人名而改用元代蒙古人习用的名字。河南濮阳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与当地发现的杨姓族谱，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城东柳乡杨十八郎村等10余个自然村中的3500多杨姓居民为西夏凉州土著唐兀氏的后裔，有人认为其民族成分应是党项族或藏族。安徽发现的《余氏宗谱》记载了元末为官的党项人余阙一系相延至今已延续27世的渊源继承关系。在四川、贵州各地也发现有《余氏族谱》。如西昌礼州和合江焦滩的《余氏族谱》均记为蒙古族，在犍为也发现同样的名为《蒙族源流》的余氏族谱。有人认为四川余氏的来源“极可能与元人余阙有关，而与元朝皇室无涉”。说明元代党项人或唐兀人被后人认为与蒙古人等同，也反映了党项族在元代的演化过程，有一部分党项人后来变成了蒙古族。元代移居安徽庐州的党项人余阙，对当地来自西夏故地的戍守士兵，深虑在异乡的“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但同时也承认即便在西夏的故土上，“亦莫不皆然”。寄希望于元朝政府派遣官吏到河西去恢复党项旧俗。但是民族融合与民族消失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他们今天已成为汉族或其它各民族的成员之一了。

西夏亡后党项人的下落有两个主要的去向：一是根据调查，今四川省西康木雅地区有“西吴甲尔布（王）”的传说，据传西夏国灭亡后，一支以党项人为主的队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方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与蒙元王朝并行存在一个世纪之后，明初曾参加助讨明玉珍，立有战功，1408年（明永乐六年）被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因嗣绝停止世袭。木雅地区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或谓此边裔小政权“无异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的比较纯粹的后裔”。二是据藏文史籍载，西夏国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王族曾经迁到了西藏的后藏地区，后来又同藏族溶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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