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党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原居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后来生息繁衍，逐步向周围扩展，于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相继归附隋、唐王朝。从7世纪中叶开始，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向西北方向迁徙，各部分散居于广大的西北地区。从唐末经五代到北宋初，受到中原王朝所封的党项拓跋氏夏州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增强，到北宋建立后，开始脱离宋朝的羁縻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封建政权一西夏。西夏王朝从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到1227年被蒙古汗国所灭，共传10主，历时190年，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鼎足而立，称雄一方。元代称西夏或党项人为唐兀氏，为色目人之一，上层人物深受元朝重用。西夏亡国时，一部分党项人重返西南故土；大部分党项人留在西夏本土，或迁居各地同汉族和其它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经过元、明两代，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逐渐消声匿迹了。

第一节党项族的兴起

一、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

党项，本西羌诸部之一，又称党项羌。党项之名是他称。通常是汉人对他的称谓。唐代北方其它民族则有不同称谓，如突厥等族则称之为“唐古特”（tangut），吐蕃（藏族）称之为“弥药”（minyag），据党项建国后创制的西夏文字文献记载，“弥药”又是党项人的自称。党项各种称谓的含义，史籍无考，至今尚无定说。从语音上，丁绣认为“党项”即“宕昌”，与藏语高寒旷野之意音近；王静如则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ut”为复数，故汉人称之为“党项”（唐古特）；从语义上，日本寺本婉雅、青本文教认为“党项”有藏语“广阔草原”或野蛮人的原野之意，西田龙雄因以党项自称“弥药”，认为有“黑色的党项”的意思。

大约在6世纪后期（南北朝时期），党项人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古称析支的地方。后来逐步扩展势力范围，到唐代时分布地区：“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南杂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南部）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省北部），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在辽阔的草原上，党项羌按姓氏结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一。著名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据《旧唐书·党项羌传》中有关党项社会的记述：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求大麦于它界，酝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然不婚同姓，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说明党项社会仍处于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阶段。

6世纪中叶，魏周之际，史言党项“数来扰边”其后“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为边患”。581年（隋开皇元年），北邻吐谷浑结党项攻隋朝，被隋击败，吐谷浑降。584年，党项有“千余家”归属隋朝翌年，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省庆阳县境）请求定居，隋授予大将军称号。后党项时叛时服，隋王朝则剿抚并用，在党项居住地区设置州郡，加强管理。

唐王朝建立后，党项常联合吐谷浑侵扰西北诸州，同时派遣使者向唐朝“朝贡”。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对周边各民族采取“招抚政策”。629年（唐贞观三年）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率部归附，唐朝在其住地设轨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境），授细封布赖作刺史。党项其它部落首领也纷纷效法，率部请求内属，唐朝在其地分别设立崌、奉、岩、远四州，仍各以其首领为刺史。631年（贞观五年）在唐王朝不断施加的政治诱逼与军事压力下，党项部落大批内附，唐朝派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河曲地为16州，47县。同年，最强大的拓跋部在首领拓跋赤辞率领下也归附唐朝，其住地设懿、嵯、麟、可等32州。到632年，党项前后内属者达30万口。拓跋赤辞内属后，受唐朝擢封西戎州都督，以松州为都督府，并赐以李姓。从此，约当今青海省黄河河源积石山以东的地方都归入了唐王朝的版图，党项羌成为唐朝的属民。

635年（贞观九年）唐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率军进击吐谷浑，与拓跋赤辞约盟，如资给粮运则党项不受唐军侵掠。后李道彦军失信背盟，纵军掠夺党项牲畜，拓跋赤辞为此屯兵狼道峡以阻李道彦军，乘势攻叠州。唐朝罪李道彦；“减死徙边”。吐谷浑归附唐朝后，党项与唐朝的关系复归如前。

7世纪中，由于吐蕃的强盛，党项各部受到严重威逼，一部分党项部族开始陆续向北迁徙。到680年（永隆元年）前后，吐蕃逐步占领党项居住的地方，党项内徙达到高氵朝。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前持续了100年之久。内徙的党项部落分别散居于唐朝陇右道北部诸州洮、秦、临等州；关内道庆、灵、夏、银、胜等州。唐朝复置党项羁魔州府，分别寄治于庆、灵、秦等州。史载，721年（开元九年）前，唐朝重设静边州都督府于庆州，领达、洫等12州，以拓跋部大首领拓跋思泰任都督。同年4月，拓跋思泰参加了唐朝围剿六胡州起义的战争，死之。玄宗下制书增进拓跋思泰为“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以其子守寂袭其爵。党项内迁后，仍留居原地的党项部落为吐蕃所役属，被吐蕃称之为“弥药”。

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徙的党项族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持续10年之久。主要是已内徙陇右北部诸州的党项向东迁至关内道的庆、夏、盐、灵等州；而原在庆、灵、夏等州的党项有的更向东迁银、绥、延等州。还有部分党项曾东渡黄河进入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党项经过第二次大迁徒后，同当地汉族和内迁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室韦、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族杂居共处，交往密切，使党项原来氏族与部落内保持的血缘纽带松弛，逐渐形成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如在绥、延二州地区的，形成了以党项野利部为主的六府（州）部；党项拓跋部地在庆州陇山之东的称东山部，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居鄜、延二州之北山地区的称南山部。

881年（中和元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有州刺史拓跋思恭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被唐朝升任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今陕西省米脂县境）五州之地。

884年（中和四年）七月，又进爵夏国公，复赐李姓。夏州地区的党项拓跋氏成为名副其实、称雄一方的唐朝藩镇。

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党项“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大姓之强者”主要有唐未据夏、银、绥、宥等州的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拓跋氏，五代初兴起于麟、府二州的党项折氏，以及居于庆、灵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诸部。在各部分党项中，所谓“西路党项”即唐代所称“东山部落”，五代时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所统治。由于他们地处五代时中西陆路交通东线的一段（庆州至灵州），常劫掠往来贡使和商旅，因此也经常遭到五代时北方政权军队的“惩罚”。五代时居于夏州西北麟、府、胜等州的党项部落以府州折氏势力最强。折氏祖折宗本，唐末任振武军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其子嗣伦，唐末为麟州刺史。后世子孙于后汉、后周时期俱领节镇，北宋建立后又附北宋。五代时党项诸部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为夏州党项李氏（拓跋氏），在五代时（907—960）的50多年中，夏州党项李氏僻居一隅，名义上先后依附于梁、唐、晋、汉、周及北汉王朝，受其封号，朝贡不绝，实际上已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他还利用一切时机，不断增强实力，参于抗衡。

933年（后唐长兴四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企图用“调防”的办法兼并夏州，受到党项首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超的坚决抵制，明宗被迫妥协。夏州党项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西夏建立前的党项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夏州党项李氏藩镇势力日益强大，为了避免宋朝的威协，极力向宋朝讨好。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党项首领李彝殷，遣使贺太祖赵匡胤即帝位，避太祖父弘殷讳改名彝兴，接连出兵助宋讨伐北汉。宋朝鉴于政权初建，北方的北汉及南方吴越等国未平，尚无力削除长期割据夏州的党项贵族集团势力，因此，对夏州党项实行羁糜优抚政策，为李彝兴加官进爵。继李彝兴子李光睿、孙李继筠之后，友好关系延续了20多年。

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继筠死，党项贵族内部因承袭问题发生内证。新任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向宋朝献出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李继捧及其族人也被迁居京师居住。宋太宗赵匡义赐李继捧姓名赵保忠，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党项李氏世代承袭的领土。党项贵族集团内部开始急剧分裂。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当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闻讯后留居银州不愿入朝，并召集弟李继冲和亲信张浦等商议对策，决定逃往夏州东北300里党项聚居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东北），图谋聚族起事，出示远祖拓跋思忠的画像，用以号召部族和联络各部党项，抗宋自立。

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至986年（雍熙三年）是李继迁领导的独立反抗宋王朝时期，经过了三起三落的艰苦斗争：984年（雍熙元年）五月，李继迁进攻宋朝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取得了对宋朝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但随即遭到宋朝知夏州尹宪和巡检曹光实的偷袭，其妻和母罔氏被俘，仅只身和弟李继冲逃出。后来在党项野利等族酋长和银州党项酋长拓跋遇的帮助下，重振旗鼓，以诈降诱杀曹光实，攻占了银州。采纳部下张浦的建议，称都知蕃落使，暂代定难军留后而不称王。对部下则封以官职。

985年三月。李继迁与宋朝王恍军战于浊轮川（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大败，撤出银州。由于宋军的强大与部分党项酋长的倒戈，李继迁的兵力几乎全部被歼灭殆尽，使李继迁认识到独自抗宋是困难的，必需寻找依附势力，从而确定了结辽抗宋的策略。

986年三月，李继迁派亲信张浦到辽朝示意归附，辽圣宗耶律隆绪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同年十二月，李继迁向辽朝求婚，圣宗以宗室女义成公主许嫁。990年（宋淳化元年），辽朝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辽朝通过结盟、通婚、封王，利用李继迁牵制宋朝。与此同时，宋朝则令李继捧回镇夏州，以收抚李继迁。李继迁与李继捧，各受宋、辽王朝的支持和唆使，时和时战。李继捧终于遭到李继迁的袭击。逃回宋朝后被囚禁。宋朝毁弃夏州城，李继迁遁居沙漠。

997年（至道三年），李继迁在辽朝的支持下，趁宋真宗赵恒新即帝位，向宋朝索还夏州，真宗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李继迁完成了收复党项“故土”的宿愿。从998年到1001年（宋咸平元年至四年），李继迁相继出兵攻扰宋朝的鄜延、石、麟、府、镇戎、灵、定、怀远、保静、永、清远等州、军。次年三月集重兵攻陷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建造宫室、宗庙，从夏州迁都西平。十月，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袭破西凉府。已归附宋朝的吐蕃首领潘罗支伪降，暗中集兵数万人，乘李继迁不备，于三十九井地败之。李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于1004年（景德元年）一月箭创发身亡，子李德明继位。

李德明在位近30年（1004—1031），面对宋、辽王朝的威协，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他采取了“倚辽和宋”的策略。一面“假北朝威令慑之”；一面同宋朝和好，稳定人心和从宋朝获取物资，以便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对西方的开拓上，实现李继迁时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而后“南牧”中原的战略布署。

1004年（宋景德元年）六月，李德明出兵进攻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乘胜攻占吐蕃厮铎督占领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收服吐蕃折逋、游龙钵等部。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至第二年，李德明四次进攻回鹘失利，凉州又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攻破，回鹘成为李德明割据势力的严重威协。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德明派其子李元昊一举攻克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两年后，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回鹘首领贤顺归附李德明。直到1032年（宋明道元年）九月，李元昊从回鹘手中收复凉州，才解除了回鹘的威协。

李德明同时向宋、辽称臣，宋、辽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李德明竟相封王进爵。辽封李德明为夏国玉；宋则进李德明为中书令，加太保、太傅，又加赐只有亲王和重臣才能赐予的“崇仁”功臣号。随后，辽更封李德明尚书令，晋大夏国王，并与其子李元昊联姻。宋朝加封李德明为夏王。宋、辽对党项的政策，助长了李德明割据一方、建国称帝的欲望，开始积极进行各项准备。李德明出行的“仪仗卤簿”，严然和宋朝皇帝等同。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李德明“僭越”帝制，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1020年（宋天禧四年），李德明采纳部下建议，由西平府迁都怀远镇，改名兴州，正式建都。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德明册立子李元昊为太子，立元昊生母卫白氏为皇后。在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基本完成的时候，1031年（天圣九年）李德明病死，虽然没有来得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为大夏国的建立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第二节西夏建国和经济文化

一、西夏国的建立

1032年（宋明道元年）李元昊继承父李德明的王位后，立即着手采取一系列正式建国的措施。首先废除了从唐、宋中原王朝“赐”给党项拓跋氏王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号“兀卒”（汉语可汗之意）。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以避父讳，旋改开运，使用自己的年号。是年三月，下“秃发令”，在党项族中推行秃发，以复旧俗。1033年五月，升首都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扩建宫城，营造殿宇。仿宋制设立官制。李元昊即位前，党项所领的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由中原王朝封授，在党项内部则以族帐部落首领为长官，担任由中原王朝授予的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团练使、刺史等职。从李继迁、李德明开始“潜设中官”，李元昊建国则仿宋朝制度设立文武两班朝官。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职掌与制度基本与宋制相同。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均可由党项人或汉人担任。党项贵族功臣被封为“宁令”（大王）、“谟宁令”（天大王），后来也实行中原王朝的封王制度。文职官员戴幞头、着靴、穿紫色或红色衣服，执笏；武职则在冠帽上区别等级，低级官吏不戴冠。无官职的庶民百姓只可穿青、绿色的衣服。

李元昊建立的党项国，为了增强民族意识，巩固民族语言，在继位后亲自主持仿照汉字形体创制一种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命大臣野利仁荣加以演绎，编纂成12卷，尊为“国字”，颁行全国。在国家机关中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培养人才，掌管翻译对外的往来文书。在札乐方面，李元吴认为党项人从唐宋王朝完全学习汉人的礼乐“为不足法”，主张“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番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因此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简化了礼乐制度，并下令国中实行，有敢不遵者，格杀勿论。

李元昊建国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兵制的建设。党项建国时，原有部落军事民主制传统的军事组织与军事制度已不能适应封建国家防卫和进攻的需要，因此，在原有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着手建立兵制。新建立的军事组织最小的单位为“抄”：系由“正军”和“负赡”组成。“正军”是担任直接作战任务的健壮士兵；“负赡”为随军服劳役者，故身体疲弱者亦可充任。据《宋史·夏国传》载：“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习战斗，而得正军为多。”可以看出，西夏兵制从建国初期的“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的全民皆兵制度向常备兵制过渡。除步兵外，还有骑兵、炮兵。军种的侍卫军，“擒生军”等都具有常备军性质。为便于调兵遣将，李元昊采用地方军区性质的“监军司”制，把军事指挥机构与地域性的防卫措施结合起来。全国被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立12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党项贵戚豪右担任。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等数十人，分别由党项人和汉人担任。为了国家安全与防卫的需要，全国拥有50余万兵力，重点部署在以首都兴庆府为中心的三角线上，特别是加强了对宋、辽及吐蕃和回鹘的防卫。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前的西夏领土已是“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连同首都兴州在内近20个州了。所辖范围：“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李元昊继位后，用了整整6年时间为立国称帝做了充分的准备。

1038年（夏大庆二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干都城兴庆府南筑台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大封群臣，制定朝仪，追谥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墓号裕陵，祖母野利氏称顺成懿孝皇后。追谥父李德明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母卫白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

1039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一月，遣使到宋朝上表，表中阐述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皇帝称号。宋朝对李元昊的称帝与建西夏国深恶痛绝，必欲铲除而后快。但是并不依宋朝的意志为转移，党项人建立的大夏国，已巍然屹立在它的西边，先后同辽、金形成鼎足之势。

二、党项的经济状况

党项族在内迁之前主要以畜牧和狩猎为生。畜类以牛、马、驴、羊、猪为主。其时尚不知耕稼之事，无文字、法令和徭役。开始定居，由同姓“族帐”组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平时各自力生，打仗和祭天时才聚会。内迁前的党项社会，处于由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内迁后的党项族由于同住在久已被封建文明开发过的土地上，受到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党项人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农业

党项人学会了农业生产，农业成为党项社会中的主要生产部门。唐代曾对内迁的党项人授以“闲田”，使他们开始学会农耕生产。党项人内迁后居住的绥德、横山、葭芦、米脂一带都是原来农业耕种发达的地区，他们在此学习垦田。居住在洪州（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宥州（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境）二地的南山部党项野利氏也学会了农业生产，并能提供当地党项农牧民足够的粮食。党项拓跋部在李继迁时“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垦辟之”。后来李继迁占领灵州、兴州等地，得到了历代经过屯垦的肥沃土地，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西夏建国前，党项人由于占领了河西走廊地区，更扩展到了凉、甘、肃、瓜、沙等州的农业区，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有了更大的提高。从而，使宋代的党项族中形成了愈来愈多的“熟户”，汉文史称此时期党项人已经是“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了。

党项人农业生产的发达首先表现在水利灌溉的发展上。西夏中心地区的兴、灵、甘、凉等地，从汉唐以降就开始屯田和兴修水利。李继迁占领灵州后又下令修筑黄河堤坝，开凿疏通汉唐旧渠，引水灌田。李元昊建国后，又修筑了自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吴王”渠。据周春《西夏书》记载，西夏时期有68条大小渠道，灌溉面积达9万顷。甘、凉二州之间则利用祁连山雪水，筑渠引水灌田。西夏仁宗时期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了灌溉用水，水利设施的办法。党项人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据西夏时期党项人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犁、铧、镰、锄、锹、耧、耙、坎、碌碡、叉、车、碾、碓、硙等。牛耕则采用当时普遍实行的“二牛抬扛”耕作方法。农作物的种类很多，主要有稻、麦、大麦、荞麦、糜粟、豌豆、黑豆、荜豆。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等。党项人有丰富的备荒经验，在贫脊地区或遇到灾荒时“其民则春食鼓子蔓、醎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夷；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拒霜、灰蓧子、白蒿、醎松子，以为岁计”。

（二）畜牧业和狩猎业

党项人从事农业生产后，畜牧业仍是重要的经济部门。李元昊青年时念念不忘“衣皮毛、事畜牧”的党项传统生业。内迁后的党项人基本上仍从事畜牧业生产，甚至也还有部分党项部落过着“逐水草牧畜、无定居”的游牧生活。银、夏、盐等州，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河西走廊地区的瓜、沙、凉等州广阔的草原，特别是素有“畜牧甲天下”之称的凉州，都提供了优良的牧场。党项人对畜牧业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党项马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党项主要以马、驼为贡品或交换物。西夏建国后在国家机构中专设，‘群牧司”、管理畜牧业。狩猎是党项人的传统习俗，也是一种生产手段。曾一次向契丹进贡沙狐皮1000张。李继迁以猎虎闻名。李元昊作战前要先率部落首领狩猎，而后共商应敌之策。到西夏中期的崇宗时，御史大夫党项人谋宁克任还上书指出：“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强调在西夏国家中应当保持和提倡党项族射猎传统习俗的尚武民族精神。

（三）手工业

党项人早期的手工业是对畜产品的加工，如鞣皮，手纺毛线，织氇氆，毛褐、毡、毯等，手工业还没有从畜产品中分离出来。西夏建国后，有了多种生产门类，在国家机构中设立了冶金司、刻字司、织绢院、出车院等，以管理有关的生产部门。在各类手工业生产部门中，都有了党项人工匠。制盐业是西夏时期党项人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盐州产的青白盐“价贱而味甘”，年产数千万石，主要供宋、夏边民食用，以及用以同宋、辽、金进行官方贸易，换取粮食、日常用品。夏州东境有丰富的铁矿，西夏建国后在那里设冶铁务。冶铁生产已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竖式风箱鼓风设备。党项工匠锻造的兵器十分著名，“夏国剑”在当时被誉为天下第一。西夏所制甲胄，采用冷锻工艺，“坚滑光莹，非劲弯可入”。党项人李定制造的弓，质地精良，号称“神臂弓”。纺织业生产，除传统的毛织品外，也出现了罗、绩、锦等丝绸织物。如在西夏皇陵中发现的茂花闪色锦，织制工艺十分精致。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途经西夏故地时赞叹当地出产的驼毛布为“世界最丽之毡”。近年来的考古新发掘证明西夏的陶瓷业也相当发达。产品除日用器皿、建筑物件外，以生产适应于游牧民族使用的器物为其特色，如两侧可穿绳携带的大小扁壶，有游牧民族喜爱的乐器牛头损，牧民用具瓷铃、瓷钩，艺术品瓷马、羊、驼及党项秃发状人物雕塑等。

（四）商业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