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8年唐授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右领军卫大将军，743年（天宝二年）迁阎罗凤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不久又拜特进都知兵马大将军，744年加阁罗凤为上柱国；746年（天宝五年）皮罗阁之孙凤伽异入唐，授伽异为鸿胪少卿，妻以宗室女。皮罗阁还数次遣使入唐，加强了与唐朝的友好关系。此时的诏唐关系，对唐朝来说已达到它遏制吐蕃南下的目的，对南诏来说完成了它依靠唐朝的支持统一六诏的目的，因而这时诏唐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时又隐藏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将会发生。
三、背唐附蕃的矛盾冲突时期
南诏统一六诏并与唐王朝友好往来是符合南诏与中原人民的愿望的，有利于各自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这并不完全是统治者结盟友好的目的，统治者另有企图。南诏借助唐朝的力量统一六诏后，仍处在唐蕃两强之间，还没有力量单独对付任何一强，因此只得依靠唐朝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南诏又有吞并两爨扩大势力范围的强烈欲望，这就必然和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在皮罗阁后期双方的矛盾已开始显露出来，“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
748年（天宝七年）阁罗凤即南诏王位成为第5代王。此时唐朝仍对阁罗凤及其子弟进行加封，748年唐派“中使黎敬义持节册凤袭封云南王，敕置阳瓜州于蒙舍川。加授凤伽异为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军”。凤弟诚节授蒙舍川刺史，弟崇授江东刺史，弟成进授双视州刺史。阁罗凤亦不断派遣使臣入朝，表面上仍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实际是南诏要向东西爨地区发展，而唐朝又不愿让南诏插足两爨地区，并采取了巩固两爨地区统治的措施，各自相异的目的很快显示出双方的矛盾。不过此时南诏统治者只是在两爨问题上与唐朝的目的相异，绝无背唐之意，因为这时南诏若没有唐朝的支持还不可能抵御吐蕃势力。但是此时唐朝廷却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加之唐边臣的昏庸狂妄，使矛盾激化，将南诏推向了背唐附蕃的道路。
749年（天宝八年）唐朝积极准备对南诏用兵，当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褊急寡谋”，云南郡太守张虔陀又“矫诈”，在这种狂妄无能边臣的把持下，使诏唐关系恶化。张虔陀首先挑起南诏内部的权力之争，利用阁罗凤是皮罗阁的继子，在王位继承上企图以皮罗阁的嫡子诚节替代，以此打击阁罗凤。
750年（天宝九年）阁罗凤路过云南郡（姚安）谒见张虔陀遭到张下属的辱骂，又侮辱同来的阁罗凤妻女和索要财物，甚至反诬阁罗凤谋反。阁罗凤将此情表奏唐朝廷，但唐朝不予置理。阁罗凤又得知鲜于仲通率兵8万进军云南，终于逼反了阁罗凤。
750年阁罗凤在愤怒之下，采用先发制人之法，先出兵围攻姚州，杀了张虔陀，接着出兵占领了唐在云南的羁縻州县32个，并在后来所建《南诏德化碑》中列举了张虔陀的6条罪状：一是勾结唐朝宿敌吐蕃，企图灭我南诏；二是想用不忠不孝的诚节继承王位，离间我南诏；三是收容爨崇道，以对付我南诏；四是凡与我罪（仇）者皆授官，凡与我善者皆遭压制，企图贬抑我南诏；五是筑城、练兵，密谋袭我南诏；六是苛捐杂税，军粮倍征，苛求无止境，意在搞垮我南诏。它表白南诏只是杀了一个该杀的官吏，并无反唐之意。
在这样的形势下，鲜于仲通于751年（天宝十年）率大军进驻云南曲靖。阁罗凤本意并不愿与唐决裂，因此当闻唐大军抵曲靖时，即赴沪南谢罪，愿送还俘掠，赔偿损失，请求罢兵，但遭到鲜于仲通的拒绝，唐军继续分3路进兵，阁罗凤在安宁再伸“衷悃”，鲜于仲通仍不接受。后阁罗凤又派使者陈诉，“往因张卿（虔陀）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见亡，在得恩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再次恳请与唐罢兵和好。同时也告知：“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鲜于仲通始终自持兵众，屡加拒绝，并率兵进逼洱海。阁罗凤在唐大兵压境之下，求救于吐蕃，并请归附。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合兵击唐兵，唐军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第1次天宝战争以唐朝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此后南诏归附吐蕃，被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兄弟之国）。诏唐关系断绝。
唐军全军覆没后，杨国忠继任剑南节度使，杨竟然掩盖鲜于仲通败绩，以胜利向朝廷告捷，并在中原“分捕北地人为兵”，继续备战，于754年（天宝十三年）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十道兵7万人再征南诏，唐军深入到洱海太和城下。阁罗凤据险守城，避而不战。李宓孤军深入，唐军又水土不服，军中瘟疫蔓延，加之补给困难，不战而自溃，李宓只得退兵，南诏军队乘机追杀，李宓“沉江而死”，唐军又全军覆没，第2次天宝战争又以唐朝的惨败告终。两次天宝战争，唐军“先后丧师已二十余万”，军资大耗，国力大伤，终于在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再无力顾及南诏。诏蕃联兵很快夺取了唐嶲州、会同（会理）、台登（沪沽）、昆明（盐源），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矛头直逼川西，对成都形成威胁。诏唐关系完全处于敌对状况之中。
两次天宝战争是唐朝政策的错误和唐边臣的昏庸无能造成的，南诏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北臣吐蕃的，因而南诏仍时时顾念过去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也想今后与唐恢复和好，故在天宝第2次战争后，南诏收唐军阵亡将士的尸体，“祭而葬之”，并“立碑大书唐天宝战亡士卒之墓”。事隔多年后，阁罗凤还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记述被逼迫背唐的苦衷，“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再次表白不得已而背唐，且流露出念念不忘后世与唐再度和好的期望。
诏唐关系恶化以后，南诏阁罗凤一方面受吐蕃征调役使参予了一系列对唐朝的战争，协助吐蕃占领了唐边境的一些地方，掠夺了这些地区的许多人口、牲畜和财物，充实了南诏的国力，使南诏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另一方面阁罗凤又集中力量从事统一云南的活动。
762年（宝应元年）“西开寻传”，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伊洛瓦底江流域。
763年置安宁城监，向贵州、川西地区发展。
765年（永泰元年）筑拓东城，经营滇池地区，接着又向南深入，设立银生府。于是整个今云南之地被南诏所统一。
四、重新和好和时期
这是诏唐关系由恶化向和好转化的时期，大约从780年（唐建中元年，南诏异牟寻见龙二年）至828年（唐大和二年，南诏劝丰祐保和五年）。
779年（大历十四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即南诏王位成为第6代王。吐蕃、南诏合兵20万分3道进攻四川，妄图攻取成都，此役被唐将李晟精兵打败，把蕃诏联军赶到大渡河以南。南诏伤亡惨重，元气大伤。但吐蕃将此役的失败迁怒于南诏，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由“赞普钟南国大诏”下降到普通王的臣属地位。并不断加重对南诏的军事征调和赋税、劳役剥削。此时异牟寻深感背唐附善的苦处，开始了弃善归唐的计划。清平官郑回又力劝异牟寻与唐朝重新和好，郑回说：“中国有礼仪，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接受了郑回的建议，有了重新归唐之心，但又不敢公开对抗吐蕃，因而只在暗中谋划。
贞元间唐朝鉴于诏蕃联盟的威胁，开始调整边疆政策。唐德宗在公元787年（贞元三年）接纳了宰相李泌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右臂”的策略。唐朝之所以采取南通云南的政策是因为当时唐、诏、蕃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错的矛盾，诏、蕃联合对唐朝有着严重的威胁，而诏蕃之间又有着尖锐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唐朝要解除吐蕃的威胁必先拆散诏蕃联盟，而南诏也要依靠唐朝的力量来对付吐蕃，这就使诏唐重新联合成为可能。又加之唐西川节度使韦皋“抚蛮有威惠”，在韦皋的积极活动下使诏唐重新和好得以实现。
韦皋在得知异牟寻有归唐之意后，首先采用了进一步激化诏蕃矛盾的策略，离间诏蕃关系，使吐蕃对南诏更加不信任，致使吐蕃派兵进驻会川，索取南诏大臣子弟为质，并想废除南诏蒙氏的统治，而以施浪诏代之。为此异牟寻更加愤怒，归唐意志更坚。韦皋又不失时机地显示唐朝的军事实力，派兵进攻吐蕃，俘吐蕃大将乞藏遮遮，使异牟寻最后下了归唐的决心。789年（贞元五年）异牟寻遣乌蛮勿邓大鬼主苴梦冲等至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处，以示友好，这是诏唐重新和好的第一步。
793年（贞元九年）异牟寻派遣使者杨传盛、赵莫罗眉、杨太和眉各持给韦皋书信分3路赴成都：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使者各身带绢书一封，金镂盒一具，内装绵、当归、朱砂、金，四件物品各具含义：绵为柔软之物，以示对唐柔服，不敢再从中生梗；当归者，应当归唐之意；朱砂色赤，表示敬献丹心；金，表示归顺之意如金石之坚。异牟寻在致韦皋的书信中诉说了受吐蕃凌辱的“四忍”，“四难忍”，表示从此后“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韦皋将南诏使臣送到长安，朝廷赐书抚慰，接受了南诏和好的请求。
794年（贞元十年），韦皋派使者巡官崔佐时至羊苴城，宣读唐朝诏书，异牟寻受命，令其子寻阁劝和清平官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誓文中请“天、地、水三官”为证，盟誓完毕将誓文一式4份：一份进献唐朝廷，一份藏神室，一份投西洱河，一份留城内府库。誓文还明确表示南诏与唐各守疆界，互不相犯，永结和好，南诏绝不阴结吐蕃与唐为敌。点苍山会盟后，异牟寻实现了他的诺言，与韦皋合兵攻破剑川三浪和裳人、施蛮、顺蛮、磨蛮等地，破吐蕃于神川，收复铁桥等16城归唐域。异牟寻还遣其弟凑罗栋领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入朝，献地图、铎槊、浪人剑及吐蕃所赐印八颗。于是韦皋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公元795年（贞元十一年）唐朝派袁滋等人为册封史进入南诏。唐朝将此次册封视为朝廷大事，不仅册封使团庞大，而且还专门铸造银窠金印，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还为册封使团开通了石门道，沿途为使团设立行馆驿站，骚人墨客还赋诗选文为袁滋等人壮行。南诏欢迎朝廷使臣也是盛况空前，蔚为壮观。异牟寻先派曹长、同伦判官9人与清平官尹辅酋及亲信李罗札带24匹好马远道迎接，又有子弟羽仪6人沿途视事。当袁滋等人途经安宁城、曲驿（楚雄）、欠舍川（镇南境）、云南（祥云）、白崖城（弥渡红岩）等处时皆受到当地官员、百姓、马步军队的夹道热烈欢迎。袁滋一行入龙尾城（下关）客馆，异牟寻派其叔阿思带好马200匹来迎。袁滋入太和城时，异牟寻先遣克蒙细罗勿等以良马60匹迎之，金鋑玉珂，兵振铎夹路阵排队20余里出迎。继后在城外道路两旁排列马步军队，歌舞乐队，仪仗队。异牟寻身披金甲，“蒙虎皮，执双铎鞘”，率侍卫千人，大象12头引道，带着其子寻阁劝亲自出城迎接袁滋一行入城。在太和城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异牟寻言词诚恳地说：“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并出示唐朝廷赐其父凤伽异的银平脱马头盘2个和还活着的笛工、歌女2人，一再表示永不违唐命。袁滋归唐时，异牟寻又派清平官尹辅酋等17人随袁滋入朝谢天子和进献南诏土产珍宝。又令大军将王各直等护送，还派丁夫300人挑担食物，一直送到石门。异牟寻结束了附蕃背唐的历史，从此结束了诏唐之间50年之久的矛盾冲突，恢复了诏唐友好关系，并将诏唐友好关系推向第2次高氵朝。诏唐友好关系的恢复，加强了南诏的地位，密切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交往，有利于云南各族社会的发展。
五、诏唐和战并举时期
808年（元和三年）异牟寻卒，子寻阁劝即南诏王这。牟寻卒时唐朝廷停朝三日，并派遣谏议大夫段仲平为册立南诏王和吊祭使，册寻阁劝袭封南诏王，赐元和金印，诏唐关系还十分友好。但此后由于南诏幼主继位，内部权力争夺，权臣当权，改变了南诏与唐永世和好的既定政策，诏唐关系进入了和战并举时期。
808年寻阁劝即位为第7代南诏王，但不幸于次年卒，其子劝龙晟即位为第8代南诏王，唐朝亦册龙晟袭南诏王，但龙晟“淫虐失道，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弑之”，嵯巅扶植年仅15岁的劝利（龙晟弟）为南诏第9代王。唐朝以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封劝利为南诏王。长庆三年（823）劝利卒，弟劝丰祐立为第10代南诏王。唐朝以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为南诏王，丰祐遣洪酋等人入朝谢天子。丰祐仍一心向唐，“丰祐……白中国，不肯连父名”。但从829年（大和三年）开始诏唐关系骤变，由于幼子继位，王权落入权臣王嵯巅之手，王嵯巅开始改变异牟寻以来与唐友好的政策，撕毁和好盟约。嵯巅率领南诏大军攻唐“邓、戍、嶲三州，陷之，入成都”，唐军惨败，损失重大。但嵯巅仍顾虑唐军的反击，又采用友好的方式致书唐朝廷求和，“明年（831）上表请罪”。王嵯巅也“自陈请罪，兼疏（杜）元颖过失……自后赋贡不断”，并归还从成都掠夺的西川民4000于唐。唐朝此时也不愿与南诏决裂，更无足够兵力对付南诏，因而一方面允许南诏求和，一方面整顿西川边防。南诏此后也“比年使者来朝，开成、会昌间再至”。诏唐在对峙中共存，彼此还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和好，南诏仍采用和战相兼的策略，一面进攻唐地，一面又遣使谢罪求和。
858年（大中十二年），南诏利用安南混乱之机，出兵攻陷安南。859年丰祐卒，世隆即位为第11代南诏王，因世隆名犯唐太宗、元宗庙讳，唐朝不册封，世隆益致怨，自称皇帝，改元建极，国号大礼，又出兵攻占乌蛮、僰、爨之地。又由于西川节度使杜悰改变了韦皋联合南诏以攻吐蕃的政策，侵扰蛮中，致使世隆断绝朝贡，不断出兵击唐。自860年（咸通元年）至874年（乾符元年），南诏曾“两陷安南、邕管，一破黔中，四犯西川”。但世隆又在李福任西川节度使时派清平官董成到成都致书李福，福囚董成，僖宗诏释董成，并召到京师便殿接见后送还。
869年（咸通十年），世隆派杨酋庆等入朝谢释董成之恩，并遣还所掠西川民3000人，但遭到唐朝定边节度使李师望的拒绝，杀了南诏使者，这又激怒了世隆，转而进攻唐朝。876年（乾符三年），世隆进兵西川失败，又遣使诣西川节度使高骈请和，再遭拒绝，世隆更怒，自是南诏见唐使者不下拜，关系愈加紧张。
877年（乾符四年），世隆卒，隆舜继为南诏第12代王。由于自劝龙晟至世隆以来对唐用兵50余年，使南诏疲弊和内部矛盾加深，隆舜愿求和于唐，于877年（乾符四年），遣段室诣岭南节度使辛谠请修好，唐许之。879年隆舜又遣使于唐求和亲，唐以宗室女安化长公主妻隆舜。
885年（光启元年），隆舜派赵隆眉等3谋巨入唐迎安化长公主，唐臣反目杀了隆眉等3人，南诏自此后一蹶不振。这时唐朝内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诏唐关系也就在各自的覆灭中结束了。
六、诏唐经济文化关系
南诏与唐朝经济文化关系也是诏唐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诏唐之间官方的经济文化关系是通过双方使臣的朝贡和回赐来进行的。在异牟寻时期（778—808）是诏唐关系最为融洽的阶段，也是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南诏将自己产品中最珍贵的铎鞘、浪剑、郁刀、生金、瑟瑟、琥珀、牛黄、毡、纺丝、象、犀角、越睒马等向唐朝入贡。唐朝则以内地的金、银、锦、缎等物品回赐，这样的来往很多。无疑这每一次朝贡与回赐都是诏唐之间的一次经济文化交流。同时还有大批掌握了内地先进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汉族劳动人民进入南诏境内，对南诏境内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文化上，南诏尤其重视学习汉文化，唐朝也积极将儒学传入南诏。唐西沪县令郑回被俘后，阁罗凤就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伽异”。后“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寻阁劝）。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箠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郑回为南诏造就了几代具有汉族文化的统治者，其功卓越。阁罗凤等人是“不读非圣之书”，异牟寻说他的“先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且“异牟寻颇知书（通汉文），有才智”。丰祐更是“白中国（汉文化）不肯连父名”。隆舜时，唐使者至南诏，便“遣使者间客（唐使）《春秋》大义”。南诏统治者如此倾白唐文化，其余学习汉文化的人就更为普遍了。贞元后的50余年间，南诏曾先后派遣大批青年到成都学习，“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为学于蜀者不啻千百”。学习的全部费用由唐朝承担，以至后来“军府颇厌廪给”，西川节度使杜悰曾奏请减少就学人数，引起了丰祐的不满。在这些就学者中不乏白族的知识分子，《云南志略》“白人风俗”条说：“保和（丰祐年号）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就是一例。这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的薰陶，归来后传播了汉族文化，对南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唐朝也积极帮助南诏学习汉文化。唐朝西川节度使高骈说唐对南诏“赐书习读……传周公礼乐，习孔子之诗书”。牛丛也有“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的论述。实际上这就是诏唐之间的文化交流。
南诏的音乐也和唐朝音乐有过交流。凤伽异入宿卫唐，在其归国时，唐朝玄宗曾赐南诏胡部、龟兹乐2部并笛工、歌女。800年（贞元十六年）南诏也向唐朝进献过“夷中歌曲”，称为“南诏奉圣乐”，曾在长安宫廷演出，《新唐书·礼乐志》用大量篇幅记载这次演出。南诏与唐朝这种歌舞技艺的交流甚至影响到中印半岛上一些国家，802年（贞元十八年）骠国（缅甸）也曾派歌舞队随南诏歌舞队一起入唐，在唐长安宫廷演出。唐德宗还封骠国乐队的领队馆难陀为太仆卿，这对中缅文化的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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