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9年（大和三年）从成都掠来的数万工匠和“巧儿女工”也被组织于奴隶手工业劳动之中。南诏的采矿业中广泛使用奴隶劳动，将成批掠来的各族人民和罪犯隶配丽水（伊洛瓦底江）淘金。
835年（大和九年）将从弥臣国掠夺来的三千人“配丽水淘金”，“河睒蛮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所得的产品“纳官十分之七八，其余许归私。如不输官，许递相告”。南诏在水利建设和城市建筑中同样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南诏修建苍山高河水利灌溉系统、昆明金汁河、银汁河等水利工程时大都用奴隶充当劳动力。在修筑大釐城、阳苴城、太和城、云南城、拓东城和佛教寺、塔时也大量使用奴隶劳动。更有甚者是南诏统治者为满足其腐化生活的需要修建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宫殿，如著名的南诏五华楼，这些宫廷建筑无不浸透着奴隶们的血和泪。事实说明奴隶劳动已成为南诏社会生产的基础，南诏奴隶制的特点完全表现出来了。
二、南诏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南诏的生产力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都较高。南诏“土地肥沃，宜稻禾”，农业上粮食作物品种繁多，据记载，当时滇东、滇中、滇西地区的农作物有稻、麦，豆、麻、黍、稷等，五谷品种齐全，既有北方作物麦、黍、稷，又有南方传统作物稻，豆类作物也有种植。南诏农作物的种植技术较高，水田每年一熟，且实行复种，“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粳田稻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耕作方法，采用“二牛三夫”耕作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禾”。也就是《新唐书·南诏传》所记的“犁田以一（应为二）牛，一人按犁”，一人扶犁的二牛三夫耕作法，这种耕作法延至明、清两代而不衰，甚至近现代乃至今日在云南还可见到这种古老的耕作方法。对于南诏的农耕技术，《蛮书》曾作过较高的评价：“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这就是对南诏农耕技术的总概括。
南诏的畜牧业也是“六畜兴旺”。据《西洱河风土记》载：“畜有牛、马、猪、羊、鸡、犬。”《蛮书》亦说“畜产有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南诏所产马当时已闻名全国，日行数百里的“越睒”被称为神驹。马的饲养不仅在野外放牧，还修建了马厩，采用槽枥喂养，一槽有马数百匹。南诏还饲养鹿，“西洱河诸山皆有鹿。龙尾城东北息龙山南诏养鹿处，要则取之”。养鹿也是南诏畜牧业的一部分。
南诏的园艺种植也很发达。《蛮书》卷九说：“南俗务田农菜圃。”《南诏德化碑》还专门提到“园林之业”。据各种文献的记载，南诏菜蔬类有“葱、韭、蒜、箐”等，水果有桃、梅、李、柰、荔枝、槟榔、河黎勒、椰子、甘桔、甘蔗、橙、柚、梨、杏等。
南诏还有柘蚕养殖和茶树种植业。南诏不养桑蚕而养拓蚕，“蛮地无桑，悉养柘”，“食蚕以柘”，村邑人家所种柘林多者数顷，柘林树干高数丈，初蚕在2月出，3月中出茧，所抽之丝织锦绢极为精致。南诏的茶叶生产主要在银生城界诸山，即南诏银生节度之地，今云南省景东至西双版纳地区，南诏统治者所饮之茶全部来自银生产地，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普洱茶。
南诏手工业生产水平也较高。南诏手工业以金属的冶炼和铸造著称。丽水（伊洛瓦底江）、长傍、藤充（腾冲）出金，所产片金大者重达1斛至2斛，小者也有三两五两。会同川（今西川省会理东）产银，诺睒川（今四川省黎溪县境内）出锡。南诏的金银制造业已有一定的规模，统治者、贵族使用的器皿、装饰品、妇女的首饰、高级官吏佩带的锦带，大多为金银制品，还有用黄金铸成的纯金佛像。南诏的冶铜业很兴旺，所炼之铜大多用于制作佛像和铜钟。丰祐时在重修崇圣寺三塔时就用4万余斤铜铸造佛像1万余尊。崇圣寺有建极（世隆年号）十二年（871）铸造的铜钟，此钟直径丈余，厚一尺，钟声可传80里。铸造这样的巨钟工艺要求很高，需要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冶铸作坊和一定数量的工匠，这口钟大约是官营作坊或大奴隶主作坊的产品。南诏的冶铁技术很高，南诏军队大部分进攻性武器皆为铁制品或钢制品，最著名的有铎鞘、郁刀、南诏剑等。铎鞘出丽水，状如刀乾残刃，装以金穹铁簜，其锋利是“所指无不洞”，铎鞘尤受南诏王的器重，每次征战都必佩铎鞘。锋鞘分为6种：绿婆摩求、亏云孚、铎芤、铎摩那、同锋、朱苛。郁刀是仅次于铎鞘的兵器，有其绝妙的锻造秘方，要用毒药、虫、鱼之类，淬以白马血，经1o数年乃成，刀刃有巨毒，中人肌肤者立死。南诏剑，是贵族和平民时刻不离身的武器，造剑之法是“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烹炼之”，显然是炼铁成钢的钢制品。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南诏剑中以浪人诏剑最为锋利，故称浪剑，南诏王所佩即为浪剑，已传六七代了。南诏冶铁技术水平还可以从南诏时所建金沙江铁索桥和“南诏铁柱”的铸造反映出来。现存弥渡县蔡庄铁柱庙内的“南诏铁柱”，高3.30米，圆周长1.05米，铸于南诏王世隆建极十三年（872年），由于铁柱太高，无法一次铸成，分5次铸造，然后再连接在一起。
南诏制造枪、矛、甲胄、弓箭等技术也较高。南诏枪、箭多用斑竹制造，斑竹产于蒙舍诏白崖山谷之中，实心，圆而紧密、柔细，弹性好，具有轻便结实的特点。南诏的纺织业以丝织品为主。柘蚕抽丝，精者纺丝绫，亦用之织锦和绢，其纺丝染色后成为上服。所织之锦，纹颇密致有奇采。亦有刺绣，南诏王、清平官的礼服上皆刺有锦绣。南诏纺织业在大和三年（829）以后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其原因是南诏将这些有技术的汉族工匠与南诏手工业者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传授了先进的纺织刺绣技术，促进了南诏纺织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能织过去不能织的绫罗产品，而且此后“南诏自是文工织与中国埒”，其纺织技术水平已和内地一样了。南诏纺织业中还有木棉织品，南诏的银生和丽水两节度各族人民收集娑罗树子（木棉树）破壳取其中白如柳絮的纤维纺为丝，织成方幅，男女都用以做衣服，称为笼段或娑罗笼段，这种木棉织品是在汉晋时期桐华布的基础发展而来的。
南诏的煮盐业十分发达，盐的品种很多，安宁、沪南、昆明城（今四川省盐源县）、剑川、丽水、银生城（今云南省景谷县）南部都有盐井。安宁郎井盐尤为著名，所产之盐洁白味美，只准南诏王一家食用。煮盐之法和内地一样。由于盐井众多，南诏还设官管理盐业事务，制定了煮盐、销售的法令，“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生产部门的发展，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的增加，使南诏的贸易开始活跃，在南诏后期还专门设置“禾爽”管理贸易。南诏在国内主要是与四川、广西、西藏等地贸易，在国外主要是与东南亚乃至远及波斯、大秦都有商品交易。南诏通往国外的商业交通线有4条：第1条是经银生城（景谷）到昆仑（缅甸南部），再到阇婆（今爪哇）、勃泥（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等地；第2条是自拓东经晋宁、通海、龙武、古涌步到交趾（今越南）；第3条是由永昌城（今云南省保山市）过怒江到诸葛亮城（今云南省龙陵县境怒江坝），再往南经乐城（今云南省芒市）入骠国（今缅甸），向西至印度；第4条是由诸葛亮城往西经腾冲、弥城（今云南省莲山西北）到丽水城渡丽水至安西城（今缅甸孟拱），再渡弥诺江（亲敦江）到印度。南诏还出现了许多大商业城镇，主要有阳苴城、大釐城、柘东城（今云南省昆明市）、永昌城、铁桥城（今云南省丽江塔城）、银生城。交换的商品有腾冲、丽水所产的生金，永昌的琥珀、麝香，丽水、长傍、银生的食盐。银生城诸山所产的茶以及金齿、茫蛮等地所产的荔枝、槟榔、诃黎勒、波罗蜜、青木香、藤、孟滩竹、野桑木及各种畜产品。“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黄金既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又作为货币流通，同时亦用缯帛和贝为货币，一缯相当于贝10枚，称为“幂”或“觅”。大釐城是南诏境内的贸易中心，铁桥城是与吐蕃交换畜产品的地方，拓东是与贵州、广西和交趾往来贸易的通道，银生城和永昌城是与东南亚和海外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在这些商业城镇中有许多本地商人和内地、海外的商人进行贸易，甚至有的内地商人到南诏边境丽水节度（今云南省德宏、腾冲及其以西地）等地经商留恋不归者，他们用歌谣道出其原因：“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时欲归来，无那穹睒热。春时欲归来，平中络赂绝（赚钱的好时机而不愿离去）。”
三、南诏的文化艺术
文字南诏文字受汉文字的影响很深，在南诏官方文书中皆使用汉字。唐武后圣历元年（698）所立的安宁《王仁求碑》的碑刻文字所用皆为武则天颁行的字体，同时还运用了唐代民间流行的俗字体，如冈（罔）、（闭）等。具有典型性的《南诏德化碑》通体全是唐代汉字，且辞藻华丽，颇具唐风。在佛教传入南诏后使用汉字更为普遍，著名的《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是反映南诏历史的国史画卷，秘藏王宫内供王室成员观看的，画卷的款式、题记皆采用汉字，画卷外的补充说明文字卷亦用汉字。
南诏还使用白文记事。白文即用汉字记白蛮语音的文字，或将汉字笔划作部分增减而成的表意记音文字，这种文字创始于南诏时期。白文多用在有字砖瓦上，在云南大理地区许多古城遗址中都出土了刻有这种白文的有字瓦，如有字瓦上的“官诺”，汉意为“官制的”，又如“买诺”，汉意为“购买的”。还有用白文（僰文）写成的《白（僰）古通记》。但这种白文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在南诏以后的大理及元、明、清各代由于进一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白文就更少使用了。
文学艺术南诏的文学以诗歌和散文著称。南诏时期由于与内地联系的增多，加之汉族移民不断进入南诏境内，汉族文学在南诏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南诏大理时期洱海民族之文学见于纪录者，大都受中国（内地）文学的影响”。南诏文学多具有唐代文学的风采。南诏王及其子孙大多习汉文，读儒家之书。阁罗凤“不读非圣之书”，“尝读儒书”。唐西沪令郑回被阁罗凤“甚爱重之”，令教子弟，阁罗凤之子凤迦异、孙异牟寻都曾以郑回为师学儒学，因此“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南诏还遣送统治者的子弟及贵族大臣到成都就学，前后延续50年，就学者多达上千人。这些就学于成都的子弟将汉文化带回了南诏，大大丰富了南诏的文学艺术，涌现出许多诗人和文人，南诏不少的诗文流传到唐朝内地，有的还被收录到《全唐诗》、《全唐文》中。南诏有许多著名的诗人和文人，南诏王寻阁劝即是著名诗人之一，他的《星回节游避风台》一诗被千古流传，其诗云：“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南诏王），翊卫类夔契，伊昔今皇远，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此诗颇具唐诗风格。南诏官员中也有不少的诗人，布燮（清平官）段义宗的诗歌广为流传，例如《题大慈寺芍药》中的名句“繁影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和《题三学经楼》中的“玉排拂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都是佳作。还有世隆时的清平官董成的诗《怀乡》：“沪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月夜，万里照关山。”这首诗的唐诗风格突出，被收录在《全唐诗》中。清平官赵叔达的诗也很有名。清平官杨奇鲲的诗不仅意境新颖，而且颇具唐诗韵味，如收入《全唐诗》中的《岩嵌绿玉》：“天孙昔谪天下绿，雾鬓风鬟依草本，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它充分反映出南诏诗歌的高水平。
南诏散文的造诣也较高。其优秀佳作有唐大中初年南诏质问唐为何减少就学成都子弟人数的呈词，其中的“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之有费”很是精彩，就连唐朝接呈的官员开读后都有“开缄捧读，词藻斐然”的感叹。还有流传极广的《南诏德化碑》是散文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碑文洋洋洒洒数千言，辞藻典雅，文字高洁流畅，跌岩生姿，一气呵成，颇有唐代散文大家的文风。
建筑南诏建筑以佛教寺塔和宫殿建筑艺术水平最高。寺塔之建筑在开元至天宝年间最盛行。洱海地区考古发掘出的南诏建筑材料有字砖瓦约50余种，大都刻有砖瓦匠人的姓名或官窑名称。寺塔中以崇圣寺三塔最为著称，此塔建于唐开元年间。寺基方3.5公里，有塔3座，房屋890间，佛像1万1千4百尊。大塔（又称千寻塔）有16层，高69.13米，是中国古塔层数最多的，也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塔，塔基为正方形，全用砖砌成，西面开有塔门，由门可进入塔内。塔身中空，可登梯上塔顶。塔身东、西正中各有佛龛，内供石佛一尊。塔顶有刹，由中心柱、宝顶、宝盖、相轮和莲花座组成，宝顶为铜铸，呈葫芦形。塔顶四角各有一只铜铸鹏鸟。崇圣寺和三塔在劝丰祐时曾重修，据记载重修的三塔，大塔16层，高61.6米，旁二塔各高24.3米，砌塔工匠为徐正、史端，木匠是娇奴、和苴、李宜，用工778141个，花去金银布帛绫罗缎锦价值金43054斤，历时8年才竣工。《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三塔的造型很似唐代西安的小雁塔，这是受唐内地建筑艺术的影响，但又具有南诏建筑的特点，是内地和南诏各族建筑艺术相结合的结晶。除崇圣寺外，著名的寺塔还有罗次寺，此寺用银5干两铸佛像；又建东寺塔，高50米，西寺塔，高24.3米；另有妙应寺、白城寺等，都是宏伟壮观，技术精巧的建筑物。
南诏的宫殿建筑华丽壮观。阳苴城（今云南省大理县城）南诏王大衙门建筑技术最高。宫殿楼高6.7米，甃以青石为磴，楼前广场1平方公里，南北城门相对。从楼下行300步方到第二重门，门屋5间，又有两门楼相对，各有膀。从二重门行200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风墙。再行100余步到大厅，皆高3—4米，大厅两旁“重屋别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是小厅，小厅后即南诏王的住宅。宫殿建有客馆，馆前有亭，亭临方池，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如此复杂的建筑反映了南诏建筑水平之高，此类建筑在南诏还有不少，如太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主，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大釐城（今云南省大理县喜洲）居民众多，是南诏王的避暑之地；龙尾城（今云南省下关市）“萦抱点苍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河上桥，长百余步”。还有“五华楼”，是南诏王会见西南夷16国君长之地，楼广1.7公里，高33.4米，上可容纳万人，其规模更为宏大。
雕刻绘画剑川石钟山石窟是南诏石刻艺术的精品，分布在剑川石宝山的石钟寺、沙登村、狮子关3个地点，共有17窟，造像139尊，碑碣5通，造像题记和其它题记44则。造像内容一是佛教题材，有如来佛、观音、天王、大力士等；二是世俗题材，如南诏王、清平官、僧人等。石窟艺术风格受到敦煌、藏族、南亚文化风格的影响，但又具有南诏自己独特的风格，是南诏文化与汉族、藏族、南亚文化交流的结晶。
南诏的绘画艺术集中体现在《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之中，此画成于舜化贞中兴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内容描绘了当时记述的南诏历史和神话传说的片断，从巍山祭铁柱始至中兴二年的史实，神话及佛教传入的故事，图文并茂，是一幅既具有绘画艺术又具有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文物，被誉为“南诏瑰宝”。
音乐舞蹈南诏时期的音乐舞蹈丰富多采，尤以南诏的宫廷音乐为最。宫廷音乐是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内地和东南亚音乐而形成的。东南亚的“骠国乐”首先传入南诏，而后由南诏传入唐朝的长安。南诏宫廷中还流行中原王朝所赐的“龟兹乐”。南诏自己的宫廷音乐“夷中歌曲”，曾经过四川节度使韦皋的整理后更名为“南诏奉圣乐”，并进献唐王朝在长安的宫廷演出。南诏的乐曲还有“天南滇越俗歌”，这是由云南民歌经加工而成的官府音乐。还有“盖罗缝”、“赞普子”、“菩萨蛮”等乐曲。
南诏为乐曲伴奏的乐器有筝、箜篌、五弦、琵琶、笙、笛、拍板、筚篥、铙、铎、钲和铜鼓等。
南诏民间也广泛流传着许多“俗歌”、“俗舞”，最为普遍的是“踏歌”（打歌），以笙、笛等乐器伴舞，这就是桂馥《滇游续笔》所说的：“夷俗，男女相会，一人吹笛，一人吹芦笙，数十人环，踏地而歌”的踏歌，很受民间男女青年的欢迎。
宗教南诏的宗教信仰是多样的，《南诏德化碑》说：“开三教，宾四门”，正是南即鬼教，多尚巫鬼，各部落的宗教和政治首领合而为一，称为鬼主，大小鬼主都是各大小部落的统治者。
唐朝中期佛教传入南诏，并成为南诏统治者推崇的国教，是南诏国最盛行的宗教。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建寺庙，铸造佛像。劝龙晟曾用三千两黄金铸佛3尊，到劝丰祐时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南诏的许多寺塔和佛像都在这时兴建或重建，到隆舜时建了大寺八百，小寺三千。佛教之盛行可想而知，以至于佛教在云南是“家知户到”，皆以佛教为首务，佛教已完全成为南诏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了。
在南诏后期另一种原始宗教——“本主”或“土主”在洱海地区白蛮中发展起来了。在多数白蛮居住的村子都有一个“本主”，这些“本主”有的是自然神，如苍山神、龙母、洱海神；有的则是图腾或祖先崇拜神，如白马、白骆驼、细奴罗、郑回、柏节夫人。这种“本主”信仰一直传到近代甚至现在仍是白族主要宗教信仰之一。
第三节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南诏是唐朝西南边境的一个强大地方势力，它对唐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新唐书·突厥传序》曾记载说：“唐与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是也。”云南即南诏，南诏又是在唐朝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诏唐之间有着极为微妙的关系，相互间恩怨和战，前后经历南诏13代王，近300年，在13个王中有10个王被唐朝加封，友好关系成为主流，然而矛盾和战争也不断出现。战与和的交替往往又与诏、唐的国力、统治者双方利益的得失有着密切的关联，最终造成诏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观诏唐关系的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分为5个时期。
一、南诏统一六诏前的和好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从南诏第1代王细奴罗至第3代王盛罗皮时，是南诏利用其远离吐蕃，不受吐蕃直接威胁的有利条件，依靠唐朝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势力的时期。
蒙舍诏（南诏）在唐初云南六诏中，最早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朝势力初入云南时，洱海地区蒙嶲等五诏受吐蕃势力的控制，弃唐附蕃以保存自己，并不时与吐蕃联合攻唐，独南诏附于唐，“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公元653年（永徽四年）南诏第1代王细奴罗遣其子罗盛入唐朝贡，唐朝授奴罗为巍山刺史，并赐以锦袍。南诏和唐朝第1次正式建立起臣属关系。
654年（永徽五年）唐朝出兵征讨归附吐蕃的蒙嶲诏蒙敛，南诏积极出兵援助唐朝，打败了蒙敛。此后细奴罗又在高宗时“遣首领数诣京师朝参，皆得召见，赏锦袍，锦袖紫袍”。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674年（上元元年）细奴罗卒，其子罗盛立为南诏第2代王。罗盛在武后时遣使入朝，赐锦袍金带归。后姚州蛮叛唐归吐蕃，唐御史李知古奉命征讨，由于知古残酷地“诛豪杰，掠子女，蛮怨引吐蕃攻杀知古，于是姚嶲路绝”。而“盛炎（罗盛）独奉唐正朔”。南诏在六诏最南不受吐蕃的直接影响，因而继续与唐保持友好关系，并在援助唐朝攻击亲吐蕃的部落时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712年（先天元年）盛罗皮即位为第3代南诏王。
713年（开元元年），唐朝授盛罗皮为特进，封为台登郡王。714年（开元二年）盛罗皮派史臣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盛罗皮又立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圣人，不仅保持与唐朝的臣属关系，而且开始学习唐朝内地的文化，为诏唐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与唐友好关系的前期
这一时期从南诏统一六诏至750年（天宝九年）止。这是唐朝、南诏互相间都需要借用对方力量的时期，尽管双方的目的各异，不过友好对双方都有利，因而使诏唐友好达到了第1次高氵朝。
728年（开元十六年），皮罗阁即南诏王位，成为南诏第4代王。此时洱海及云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变，吐蕃势力咄咄逼人，洱海地区各诏除南诏和蒙嶲诏外其余皆为吐蕃所控制，唐朝为了对付吐蕃势力向南发展，采取了支持和联合南诏对付吐蕃的办法。于是737年皮罗阁在唐朝的支持下打败了河蛮各部占领了太和城等地，738年（开元二十六年）皮罗阁乘胜进军，打败了吐蕃南下势力，灭了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解除了吐蕃对唐朝云南边境的威胁。鉴于皮罗阁的功绩，唐玄宗李隆基立即“加封（皮罗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并锦袍金钢带七事”。并对皮罗阁的功绩和忠诚作了充分的肯定：“赡言诸部，或有奸人潜通犬戎（吐蕃）敢肆蜂虿。遂能躬擐甲胄，总率骁雄深入长驱，左孛右插，凡厥丑类，后时诛剪戌功若此。”皮罗阁“挺秀西南，是称酋杰。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怀驭众之长材，秉事君之劲节”。唐朝还不断加封皮罗阁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