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送孩子出国留学，镀一层金回来，学历有了，见识也有了，甚至人脉都有了。”

“可以利用某些‘特招’政策，比如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或者一些比较灵活的‘综合素质评价’，让孩子用较低的分数进好大学。”

“还有更隐秘的，直接利用关系和资源，在招生环节进行操作……”

“他们不需要像普通家庭那样，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一次考试上。”

“他们有无数种方法，可以绕过或者减轻高考这座独木桥的残酷。”

“而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高考，就是那条唯一、狭窄、且越来越拥挤的独木桥。”

“掉下去，可能就很难再爬起来。”

“所以，他们能不焦虑吗？能不拼命吗？”

“他们越拼命，竞争就越激烈，门槛就越高，通道就越窄……形成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循环。”

郑仪说完，办公室里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

沈立新已经完全惊呆了。

他没想到，郑书记会如此直白、如此犀利地剖析这个问题。

这已经超出了教育的范畴，触碰到了社会结构、资源分配、阶层流动这些更深、也更难言说的层面。

作为教育系统的干部，沈立新不是没想过这些，但很多时候，他只能把它们归为“体制问题”“社会问题”，觉得光靠教育部门解决不了。

他更多把心思放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量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平衡，比如落实随迁子女入学、推动义务教育均衡、规范招生这些事。

他认为，或许是他骗自己，能做到这些，就已经算尽职尽责了。

“书记……您的意思是……”

沈立新声音有些干涩，他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更不知道郑书记今天跟他说这些，到底希望他做什么。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立刻、彻底推翻现有的高考制度。”

“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牵涉面太广，不是明州一个市能解决的。”

“但是，”

郑仪加重了语气。

“我们不能因为根源难改，就对眼前的问题视而不见，或者用‘无能为力’来搪塞！”

“那个叫李向阳的学生，他说得对！”

“我们至少可以在职权范围内，试着做些力所能及的改变！”

“去缓解孩子们的痛苦！去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去告诉他们，人生不是只有一场考试！”

郑仪盯着沈立新。

“立新，你告诉我，给高中生每周多安排半天自由活动时间，难不难？”

“给学校的图书馆多配一些课本之外的、能开阔眼界的书，难不难？”

“组织一些能放松身心的文体活动，办几场心理辅导讲座，难吗？”

“把学校里那些‘高考就是一切’之类的标语减一减，多挂点鼓励成长、健康向上的氛围，难吗？”

郑仪一连串的发问，让沈立新额头开始冒汗。

“从操作上来说……不难。”

他实话实说。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做的，效果‘有限’？”

郑仪追问。

“是决心不够？还是潜意识里，也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比不上升学率那个硬指标？”

沈立不得不承认，郑书记说中了他潜意识里的某些想法。

在内心深处，他虽然也同情学生们的压力，但在安排工作、分配资源时，还是会下意识地把升学率、中考高考成绩这些“显性”指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因为这些东西，最容易被看到，最容易出“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