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场舞弊事关国家抡才的大业，例有死罪，按《钦定科场条例》，串通关节不论已成未成，那是都要“问实斩决”的。但其时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又恰值太后万寿，无人再愿兴起大狱，奉旨审理的浙抚崧镇青（骏，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8年举人，先后抚苏浙，史称“所在兴利除弊”，此案未定谳而亡。《清史稿》本传云“17年卒于官”，盖误也）就存了个大事化小的想头，在奏折里强调介孚的自首和未遂，“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自首犯从轻本也有例可援，乾隆38年奏定例文有载：“闻拿投首之犯，除律不准首及强盗自首例有正条外，其余一切罪犯，俱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于是建议科刑较斩决减等，并矜其家境贫寒，请免追缴赃款。奏上有旨交部，刑部议拟杖百，流3000里，朱批定为斩监候，系杭州府狱（这个案子一反向来部拟较重，朱笔轻减，以示恩出于上的惯例，据云曾令老吏错愕。据高阳考证，查该案批于旧历12月25日，新正封印在即，年内所有案件本日必须了结，因此奏折常积压至二三百件，光绪或出烦躁迁怒，就像《红楼梦》里探春拿人扎筏子，“回一百件管驳一百件”。介孚坐监的情形可参见周作人《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收《知堂乙酉文编》，似乎较想像中为优待。监房有书墨，家属可陪侍，身为正犯的介孚亦能在院里随意走动，同狱卒或强盗谈笑。大概“犯官”毕竟和“犯人”不同吧，自然那些待遇也是要花钱的）。介孚的斩监候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死缓，老实捱过缓刑期就保得住性命，而是实实在在的候死，头颅还姓不姓周都在皇帝一念之间。清代在主杀伐的秋天设死刑复审制度，各省将死囚经审议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四类，报刑部会同大理寺集中审核，奏请圣裁。甲午年万寿停刑，照例停勾，1895年秋决就真正是鬼门关了。11月14日，浙江省“情实”的官犯花名册进呈御览，介孚列在其中：这些都是案情确凿当斩的，杀不杀您定。刑部甚至周到地拟好了两道“予勾”和“免勾”的上谕，只消“钦此”一下，那便人鬼殊途。

万幸的是光绪这天心情不坏，周家终于等来“免勾”二字，介孚算捡回条性命。但还没有完，依《大清律例》所载，今年免勾，明年还要审、还要报，若再列入“情实”，就须再领圣裁，官犯免勾10次才能减为缓决。一年年监里、府里、省里、部里一路打点下来，任是家资巨万，也须刮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何况区区周家呢。介孚的监竟这样安安稳稳坐之不已，一拖就拖到了1901年，直到命里的贵人出现。

1901年岁在辛丑，这一年的大事，是两宫回銮。头一年庚子国变，京师陷落，太后皇帝化了装狼狈“西狩”，逃到西安过了年，惊魂稍定，收拾残局也见了点眉目。与八国之间草签了“议和大纲”，剩下无非讨价还价；起衅的“祸首”杀掉一批又一批，“友邦”们看样子近乎达成谅解，枢廷固然偏安，千头万绪的事体总还要做起来。这里面就有一道意在恢复秩序的谕旨：凡京城失陷时逃跑的官员，以及趁乱脱狱、后来又自行投案的囚犯，概行赦免。其时随扈行在的刑部尚书薛克猷（允升，长安人），是晚近中国法制史上响当当的人物。这位历仕三朝的老臣，几乎一辈子浸淫在大清律中，他对律例的熟稔、行法的清平、居官的刚直，和那一派正色立朝的大臣之风，任谁也要佩服。1895年他犯颜力争，将闹事杀人的太监斩首，未几被寻了个岔子贬官，他索性乞骸骨回乡养老。1900年底，继任司寇赵慎斋（舒翘，长安人，1874年进士，官声清正）被八国联军作为引义和拳倡乱的“首祸”，勒令慈禧赐自尽（慎斋生命力旺盛，死得惨不可言。慈禧企图保全，然而无能为力，一国重臣就这样死在别国的威逼之下了），克猷遂以衰朽残年起复（到秋天他随驾返京，半路上就死了）。这时他看着诏旨，不免心中一动，于是上奏，请援此例也赦了介孚。奏上获准，介孚终于在1901年4月获释，这年鲁迅21岁。

其实介孚的情况并不适用那道赦旨，与其说“援例”，毋宁说是硬靠上的。那么在专业领域向称精准的克猷，怎么这件事上就不讲原则了呢？而且他身在西安，又怎会那么方便地一下想到在杭州坐了7年监的介孚？有人说他两人本是同年，那显然不确，克猷1856年（咸丰6年）的进士，正经是老前辈了，他们的宦途并不见交集，旧谊怕是谈不到。若说是介孚的人情托了过去，那一介小小犯官可未必有这个能耐。甲想有这样一种可能：介孚事发那年克猷就在刑部，部拟的处分意见他一定同意的，光绪朱批改为斩监候他或许会觉得过重，那么倘若他是个敬业的完美主义者的话，就有可能对此耿耿于怀，遇到机会顺便拉介孚一把，也未可知。总之介孚回到了几乎被他一手毁掉的家。“近乡情怯”四字，这里大概用得着吧。如果介孚用加倍的乖戾来掩盖心中愧恨，那也可以理解。4年之后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