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旧大同的娼妓

姚学奎

清末民国初大同娼妓的兴起

清宣统三年至民国二年（1911至1913），清王朝从即将崩溃到崩溃，全国政局混乱，大同亦不例外。这时，在市内四牌楼西，路北俗称“圪洞”的一地段（即今兰池街），住着许多因灾荒兵祸逃难来的四乡乡各县的难民，因生活所迫，有人卖儿卖女，后竟出现了卖淫者。

开始的嫖客不外乎一些无赖地痞，继而一些贩夫走卒、穷苦光棍，后来又有一些不肖青年子弟亦来鬼混，经过一年多的光景，“圪洞”已发展成为土娼的集中发源地。

民国三年（1914），山西督军派张汉杰为晋北镇守使。张汉杰就任后，拆毁北门的城楼和城墙上的望楼以及城内东街的太平楼、北街的奎星楼，在帅府街建私人府宅。向东扩展后，将整个“圪洞”划入范围，利用凸凹地形建楼台，筑水池，试种兰花，并定园名为“兰池”（兰池街名由此开始）。在此处破屋中的土娼则被驱逐出去，分散转向全城各个偏僻街巷，继续重操旧业，有增无减。

当时大同不仅为北方的皮毛集散中心，而且盛产黄芪、黄花、麻黄，故而外埠客商（京、津、沪、广）来同经商者不少，这些客商除一部分常住在有联营关系的商号中，其余则住在兰池东侧唯一的一处高级旅店“靖安旅馆”内。这些人常去暗娼处寻欢作乐，更助长了暗娼的兴起，有的竟半公开地在家接客（叫暗门子），是时最出名的有小凤凰、小手手、樊媳妇儿、面人儿、仔儿婊、看花楼、冠五家的和五十六两半（隔窗玻璃吻一下就需一个五十六两半的银元宝，以此得名）等等――

妓院的正式兴起

民国十年（1921），京绥铁路（今京包线）通车，给大同带来了繁荣，全国各地客商来同者更多了，同时，一些老板、老鸨见有利可图，就纷纷租地盘，领营业执照，一批批开起了妓院。当时，分布在金泊仓巷有三处，东门大巷有二处，火车站西马路有二处，西北隅大场面有二处，新营街和三道营房有数处。妓院分三等：头等称小班，二等叫茶室或书寓，三等叫堂或下处。当时，头等共有四家，即北京的大领家杨老九开的“凤林阁”小班，姑娘均为清一色的北京籍少女，京味十足，色艺俱佳，娼首姑娘杨金喜白天到北戏园登台唱戏，艺名小金喜，晚上应堂会，夜间还要接客。苏州领家开的“双全小班”均为苏杭少女，说话满口“苏白”，轻歌越调。另有张家口人开的“清吟小班”及浑源人赵素云开的“德顺小班”。

二等共约十余家，有“桂开茶室”、“久顺茶室”及天香、莲香、风东等书寓或茶室。

头等、二等每院约有姑娘八至十人，全部约一百多人。由于头等、二等妓院的开张，那些暗娼被挤得门庭冷落，逐渐衰败关门。

头、二等的姑娘均为二八、二九妙龄少女，色艺俱全，一个个都装作为千金小姐，以抬高身价，日间等在茶局、酒局招客，嫖客不但大都是商号掌柜、财主或豪门阔少，而且须慷慨出赏者才能得以留宿“住局”。至于局价，本来是1０元，但老板又敲竹杠，明说“随爷赏赐”，实际上，非得几十元银元不止（当时一元白洋能买5０斤莜面）。仅短短二年，城内就出现了许多起因嫖娼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负债自杀、商店倒闭的惨事。如富户史三，富商梅三，把全部家产花光，一个上吊身亡，一个患梅毒倒毙于街头。另有一个外地采购员，因迷上妓院，花光了随身携带的款项，自杀手靖安旅馆内。还有这样一件悲惨之事，即有个从内蒙来大同卖粮的年近6０岁的土老财，穿一身旧衣裳，身披破皮袄，头戴烂毡帽，到一家头等小班，嚷着要逛窑子，把门伙计以为叫花子，上前阻挡。后经老鸨戏弄说：“想逛吗？非1００元莫想进门！”这个土老财一下于从“围兜子”里拿出1００多元，一并交给老板。随即，老鸨象接财神似的给他挑了个姑娘住下。第二天，又敲他竹杠，说他脏了被褥，坏了衣服，土老财说：“全都赔”！立即叫来绸缎店的人和裁缝，把全院姑娘们的衣服和各屋被褥全换成了新的。土老财又住了十来天，把存放在皇城街顺成粮栈的五辆旱板板车装的胡麻、莜麦连五条牛一齐花光，妓院看他再无油水可榨，即逐出门外。他想回内蒙古，已无分文盘缠，吊死在北门外孤魂庙旁的一棵树上。还有些名门望族的不肖子弟为了逛妓院，把祖产房地契偷出抵押给了妓院的也不少。

那些开妓院的老板、领家个个都发了造孽财。如凤林阁的大领家杨老九，每月用煤油筒装满银元往北京送，他在京东的三河县老家购置良田数百亩，盖住院二处，铺面一所。

本地一些不三不四、乌七八糟的人见开妓院能发财，也眼红起来，他们也学着包姑娘、开窑子。本城的杨文兴（外号四瓦片）、杨生春（外号二瓦片）、贺恭婆子、大鲜子、大云子，应县的史红梅、孟玉环，浑源的帅翠仙，左云的邢大女，崞县的张海孩等人纷纷出场，一涌而上。这时大同全城淫风四起，社会一片混乱，民众怨声载道。地方绅商人士一致惊呼：“如此下去，不堪设想。”他们联名向县长交涉，要求取缔妓院，但因县长已明收“花捐”（当时卖娼要交税，俗称花捐）、暗收贿赂，现大洋装满腰包，帮哼哼哈哈数月不作答复。最后，还是由大同商会筹款把三道营房一带的民房购置下来，把那些妓女从各处撵到三道营房而作罢。这样取缔妓院，实质性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妓女更集中了。气得一些老人们说：“西北为上，脏气盖顶，从此咱们大同的风水坏了。”

从民国十三年（1924）起，三道营房的三条街巷到大场面的少数院落，妓院林立。后因全国军阀混战加剧，铁路经常中断，大同也空气紧张，一些外地客商纷纷离去。大同当时人口不足七万，毕竟是个小地方，原来的头等、二等妓院的老鸨们三年内都发够了造孽财，再开张也没多大油水可捞了，遂纷纷关门离去。残存的二、三家所谓二等妓院也自动降低身价，可以随意住局，与三等相差无几，这样一来，林立的妓院绝大多数是三等了。

三等妓院称“堂”或“下处”，但通常叫窑子。当时，人们骂它是烂三等，有“东顺堂”、“永乐堂”、“如意下处”、“南天门下处”和“炸弹院”、“水坑沿”以及西马路的两家等，共约2０余家，妓女一百七八十名――

妓女的来源及她们悲惨的命运

开妓院的老板又叫掌班，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白天专靠坐地收租分成；一种是既开妓院又带包几个姑娘，又是老板又是领家，其老婆或姘头则为老鸨子，用一个帐房先生，雇几个“捞毛”伙计即成。每院有单间房十来间或七八间。原头等、二等班子室内亦颇有些陈设装饰，今之三等则室内一无所有，甚至还有的将一间房用木板隔成二间，内中只有放一铺席的小土炕，两厢声息互闻。

妓女来源有四：

一、父母吸大烟成病或赌博成性而卖女为娼，把十几岁的女孩一次性地终身卖给包窑子的领家，并立有卖身契约如下：

立卖女约人xxx，愿将亲女xxx，年十x岁，卖于xxx名下为义女，言定身价大洋xxx元。当即人钱两交不欠，从此断绝关系，其女今后一切任从义父母安排支使，均与卖主无干。如天灾人祸，因病死亡或逃跑失踪，或自寻短见，均与义父母无干，空口无凭，立纸为证。

卖主xxx证人xxx

买主xxx介绍人xxx

这一张血淋淋的卖身契约，等于一张死刑判决书。阴险的领家用狡猾的圈套，先以认女为名，这在当时的所谓法律上也能站住脚，后再逼女为娼，京戏《苏三起解》中的唱词“一可恨爹娘心太狠，他不应该将亲女谋财卖入娼门”，正是这些妓女们命运的写照。

二、每逢水、旱荒年，一些人贩子到山东、河南、内蒙一带拐买骗娶一些少女少妇，再以父卖女，夫卖妻名义将她们卖给妓院，其卖身契约同上。

三、卖包银，又叫“打印子”。当时鸦片已漫延全城，有所谓“十家五盏灯”之说，有些烟鬼，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合同性地定期包给妓院。其契约如下：

立约xxx，因生活所迫，愿将妻xxx（或女xxx）包于xxx名下为娼，定期为三年，经期损失六个月，总共为三年六个月，言定大洋xxx元，当即付清不欠，到xx年x月x日期满走人。在此期间，一切听从包家指使，不得违抗。至于天灾人祸，疾病死亡或自寻短见逃跑失踪与包方无干，空口无凭，立纸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