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锡金历史上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山地小国，它北接中国的西藏自治区，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就矗立于两国边境；南临孟加拉平原，东西两侧分别是不丹和尼泊尔。处于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的锡金一直被视为是从恒河平原通往西藏乃至中国内地的最好通道，中锡边境东段西藏一侧的亚东在历史上一直是印藏贸易的重要口岸，也是历代达赖喇嘛在遇到重大政治危机时首要的避难所，以便向喜马拉雅山两侧逃亡。

锡金现已完全被印度吞并，除了纳穆加尔王朝第十三世国王仍流亡纽约寻求他的王国重获独立以外，大部分锡金人民――或者说大部分居住在锡金的人民――早已认同印度对锡金的主权。作为最后一个承认锡金独立的国家，中国已于2003年10月悄悄地将锡金从其外交部网站上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名单中拿掉，籍此默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

现在终于可以稳妥地说：锡金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对锡金政治的发展历程作一个盖棺论定式的回顾和评述。

第一节十九世纪前的锡金锡金古称哲孟雄（dremojong），一直是藏文化圈的一部分。1642年蓬楚格纳穆加尔（phuntsognamgyal）建立了纳穆加尔王朝，自称法王（chogyal），从此统治锡金达三百多年，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王室流亡海外。

蓬楚格是来自西藏康巴地区的普提亚（bhutias）贵族，在红教(宁玛派)传教士的帮助下率领族人征服了锡金土著雷布查族（lepchas）势力，仿照西藏政治制度，建立国王主持下的十二人政事会议，全国建立十二个宗，由宗本统治。

锡金王国在政治结构很松散，是外来的普提亚人和土著的雷布查人的联合政权；经济上以游牧、商贩为主，间以少量原始农业；军事上由于种族分立，各自为政，锡金从来都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国防军。

从成立时起锡金就是西藏的藩属，锡金国王得到达赖喇嘛的封赠和赐福。由于建国时普提亚贵族与红教僧侣是同盟军，在很大程度上锡金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在内政外交上有重要影响力。如同五世达赖喇嘛勾结蒙古人力量消灭西藏世俗政治势力一样，锡金的喇嘛们在可以依靠英国殖民者夺取政权时也丝毫不会犹豫，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另外一支普提亚族信奉白教的一个分支――竺巴噶举派。他们在锡金东方建国，以族名作为国名，即不丹。也许是由于康巴汉子的血统，不丹在经济、军事上都是喜马拉雅南麓的强国。在北面不丹长期同西藏发生冲突，后来因为内战而勉强承认西藏是宗教意义上的宗主国（不丹在政治上视中国为宗主国）；在南面不丹攫取了孟加拉山口，从而控制了这一线的印藏贸易并获得巨利；在东南面不丹事实上掌控了比哈尔王国的内政，不丹的货币在比哈尔自由流通，直至今日印度比哈尔邦的叛军仍在受挫时逃往不丹寻求庇护。不丹对其西侧的邻邦锡金也一直大力“经营”，不时侵扰，并夺走了商道上的重镇噶伦堡（kalimpong）。此后不丹对锡金局势一直密切关注，等待时机发动进一步的掠夺。

1700年纳穆加尔王朝第二代国王去世，为了争夺王位，已经联姻的普提亚和雷布查上层贵族之间发生激烈的争端，两族短暂的蜜月期宣告结束。围绕政权的纷争旷日持久，从而为外敌创造了可乘之机，首先发难的是正在尼泊尔迅速崛起的廓尔喀人（gurkhas）。

廓尔喀人是蒙古人的后裔，是举世公认的最勇武的战士。他们经中亚辗转来到尼泊尔建立了廓尔喀公国。当时的尼泊尔正处于割据时期，小小的尼泊尔谷地四周竟然有四十多个小国，分成二十二国联盟（百斯）和二十四国联盟（乔比斯）两大阵营，这简直可以与安土桃山时代的日本列岛存在六十六个诸侯国相媲美。这些弹丸小国很快被廓尔喀人逐个击破，1768年廓尔喀统一尼泊尔，定都加德满都并进一步向外扩张。

1788年尼锡战争爆发，廓尔喀军队入侵锡金，攻占首都拉达孜(rabdentse)并占领锡金全境，锡金国王越境逃亡到西藏，在热日宗的春丕谷避难，作为宗主的达赖喇嘛将此地赐给他使用，这也就是后来的亚东。

勇武的廓尔喀军队继续向西藏推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一度占领整个后藏并洗劫班禅喇嘛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迫使达赖与班禅向清政府请求援军。当时的乾隆皇帝先后两次用兵，最后由福康安和海兰察统率清军于1791年将廓尔喀人全部逐出西藏，并越境追击至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城郊。廓尔喀军队在挫败清军前锋获得小胜后请降，从此成为中国的藩属。

直至十九世纪初的英尼战争，尼泊尔在战败后仍不远万里将一门缴获的英军大炮运到北京呈献给清政府，希望其宗主国警惕英国这一新兴的殖民帝国，尼泊尔亦从此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腐朽的清政府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进贡，批复说：路途遥远，以后不必进献这种大宗物件）

再回过头来说锡金。清军击退尼泊尔后锡金本应收复其失陷的领土，但这时尼锡战争中的“志愿军”――支援锡金抗击外敌入侵的不丹军队突然叛乱，导致本来就已经被廓尔喀人打得溃不成军的锡金腹背受敌，结果是提斯塔河（teesta）谷地以西的大片领土仍然沦于尼泊尔之手，而提斯塔河谷地以东的领土则被不丹占领，锡金只保有提斯塔河上游的领土，也就是比现在的锡金邦大不了多少的疆域。

1793年锡金王储楚格普德继位，他继承的是一个国土破碎、内忧外患不断的国家.而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殖民帝国此时刚刚打赢第三次迈索尔战争，控制了整个南印度，正在四百公里外的威廉堡注视着所有的喜马拉雅南麓国家。

第二节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入锡金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在同葡萄牙、荷兰以及法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激烈竞争中后来居上的胜利者。1763年英法第三次卡尔纳提克战争结束后英国成为印度的唯一殖民强国。

当时的南亚正处于后莫卧儿时代――这是我起的一个名字，并不是说莫卧儿王朝已经结束，但事实上莫卧儿王朝已经几近一无所有。这就好像东周的周天子，除了京畿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影响，最多被各路诸侯在需要时作为一个幌子拿出来祭一下而已。

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在印度近代史研究上可以说永放光芒：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特人打倒，马拉特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9页）

英国人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这些殖民印度的先驱正撞上强势的莫卧儿帝国，双方一个在海上，一个在陆地，各逞擅场，谁都无法越雷池一步；轮到英国人登场的时候，莫卧儿帝国分崩离析，诸侯割据，由着东印度公司各个击破：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控制孟加拉；1761年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中北印度霸主马拉特人被阿富汗人打得几乎全军覆灭，出现权力真空；1763年英国解决法国势力；1792年英国战胜南印度最后一个强敌迈索尔；1803年英军占领德里；1805年第二次马拉塔战争以英国胜利告终。截止到1805年底，东印度公司已经控制了除旁遮普和信德以外几乎全部印度领土，下一步自然而然就该轮到喜马拉雅国家了。

1814年1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尼泊尔杀死英军士兵为由向尼泊尔宣战，英尼战争爆发。前面说过：1788年尼锡战争后锡金南部的提斯塔河谷地两侧被尼泊尔和不丹两国瓜分。现在东印度公司希望利用锡金割断尼泊尔和不丹，从东面包围尼泊尔，于是向锡金提供了一批军火，公司官员斯考特向锡金国王楚格普德保证公司将支持锡金收复被尼泊尔侵占的土地，并在未来的英尼条约中保护锡金的独立。楚格普德极其爽快地与英国人结成同盟，承诺英国人锡金将在山地攻击尼泊尔人――当然这是不能指望的，并主动提出帮助英国人开辟通往拉萨的通道。

英尼战争打了十七个月，缺乏纵深、背靠喜马拉雅山三面受敌的尼泊尔无法通过游击战取胜。1816年初英军推进到距离加德满都只有三天路程的地方，尼泊尔国王使出故技，与敌人签订城下之盟，这就是英尼索果里条约。条约中与锡金相关的条款规定：

尼泊尔侵占的锡金领土全部永久地割让给东印度公司，尼泊尔与锡金之间有任何争议时由东印度公司仲裁并遵守其决定。

锡金为了收回失地而参战，战后其土地却归了东印度公司。

面对锡金追讨失地的要求，东印度公司决定同锡金签订一份条约来确保公司今后得以拓展在锡金乃至西藏的利益，公司的莱特少校说服楚格普德国王于1817年同公司签订提塔利亚条约。

提塔利亚条约共有十款，它归还了锡金部分领土，即梅奇河与提斯塔河之间的领土，两个月后又以锡金承认东印度公司对莫朗地区的宗主权为条件将其授予锡金国王。作为回报，条约要求锡金承认索果里条约中有关英尼锡三方关系的条款，英国获得锡金与尼泊尔之间争端的裁判权，从而攫取了锡金的部分外交权力。更重要的是，英国人把提塔利亚条约视为打开锡金和西藏大门的开门咒。

对于锡金来说，通过提塔利亚条约它收回了部分领土，与尼泊尔发生冲突的风险也大大降低；东侧的恶邻不丹则刚刚被东印度公司修理过，失去了长期控制的比哈尔，一时处于颓势；南面的东印度公司看起来既像绅士又像侠士；北面的宗主国西藏则继续对锡金国王恩宠有加，把热日宗的一片草场供其放牧，并委任他代办热日宗营官事。

当时的锡金可谓四海升平。

在外部威胁看似削弱的形势下，内部的贵族领主们又可以开始大打出手了。

问题的焦点依然是普提亚和雷布查两族贵胄围绕政权展开的争斗。1826年这场争端全面激化，以滕伊克门楚为首的普提亚贵族在老国王楚格普德默许下屠杀了国王的雷布查族舅舅――当时担任首相的昌竺克博莱克全家，他的侄儿克拉特格鲁普率800多雷布查人逃往尼泊尔避祸，与廓尔喀武士不断袭扰锡金边境。

锡金不胜其扰，遵循提塔利亚条约要求东印度公司干预，制止尼泊尔援助克拉特。公司向尼泊尔政府提出这一要求，同时希望锡金善待本国的雷布查人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在得到国王宽恕后这批逃亡的雷布查人回到锡金，但很快又遭到当权的普提亚贵族的迫害，于是再次流亡尼泊尔。这一回逃亡者更多，而且都对故国放弃了希望，变本加厉地频繁攻击锡金边境，成为锡金始终无法解决的一块心病。

1835年锡金又因这股叛军向东印度公司求援，这次英国人心里另有算盘：他们看中了尼锡边境上的一个不满百人的小山村――大吉岭。

大吉岭的藏文意思是“霹雳之地”，海拔约2000米，是连接尼泊尔和锡金的要道，也有山路通往孟加拉。如果打通从锡金的大吉岭到藏边的亚东之间的通道，东印度公司即可把货物从加尔各答一路畅通无阻地输入西藏而无须经过转口贸易。此外，大吉岭气候凉爽宜人，是苦于南亚酷热的英国殖民者最理想的避暑胜地，也具备种植茶叶的各项条件――时至今日，大吉岭出产的红茶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东印度公司于1827年仲裁尼泊尔与锡金之间一块土地纠纷时首次勘查大吉岭，此后一直垂涎三尺。现在既然锡金自己送上门来，公司自然要狮子大开口了。它派出劳埃德上尉为代表向锡金国王提出用低地的一块土地或一笔现款交换大吉岭，并哄骗国王说大吉岭归属东印度公司后反叛的雷布查人就会在此地定居，不会再骚扰锡金。

虽然大吉岭在当时只是一个由土著雷布查人居住的默默无闻的小山村，锡金国王仍不愿意割舍任何领土。经屡次拒绝劳埃德无效后，国王提出两点要求：东印度公司逮捕并归还盗取国库两年收入后潜逃到印度的莫朗代理人库莫普拉坦（此公其实与公司的一个官员一起吞没了这笔巨款，锡金国王毫无所知，居然指望东印度公司把他引渡回来）；归还锡金旧有领土德巴冈。国王签署了一张将大吉岭赐予东印度公司的批文，指示手下只有在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后才能把批文给予劳埃德。

狡猾的劳埃德从锡金官员那里骗到这个批文，然后给国王写信说：如果国王“出于对英国政府的友谊，仍认为将大吉岭让与东印度公司是合适的，那么他就应该这样说。”信中绝口不提国王的要求。（锡金政治简史，新德里，1974，pp.34）

国王在复信中表示他既已答应就不会食言，劳埃德马上报告印度总督威廉丙丁克，诡称锡金国王自愿无条件给予批文，公司应立即接收。东印度公司遂骗到大吉岭。

在英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看来，只要拿到批文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切法理依据；而在古老的东方文明看来，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使批文一钱不值。锡金国王写信给东印度公司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表示抗议，公司一面以国王写给劳埃德的复信为托词，一面唆使雷布查叛军宣称大吉岭是雷布查人的土地，他们自愿将此地献给东印度公司，同锡金国王的赐予毫无关系。

与此同时公司抓紧对大吉岭的开发。东印度公司在大吉岭采取自由劳动制度，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鼓励外来商人在此定居，使人口迅速增加，外来的尼泊尔人和普提亚人迅速超过土著的雷布查人。自由劳动制度导致大量锡金农奴逃离庄园前往大吉岭，极大威胁了锡金传统的农奴制度；而自由贸易则打破了锡金贵族和寺院对贸易的垄断，同时也影响了锡金政府的税收。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锡金国王决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大吉岭发展。锡金在前往大吉岭的路上设置重重关卡，使大吉岭贸易陷于停顿。东印度公司驻大吉岭专员乔治坎贝尔见锡金真急了，这才考虑给锡金一些补偿来换取锡金对大吉岭贸易的合作。他威胁要收回英国对锡金的“友谊”，最终迫使锡金国王同意接受3000卢比年金作为割让大吉岭的全部代价。

第三节1860年英锡战争锡金逐渐看清了英国人的真面目：既不是绅士也不是侠士，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激化到使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而促成这种矛盾激化并引发战争的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位东印度公司驻大吉岭专员乔治坎贝尔。

纵观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的历史，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要比英印政府谨慎，而坐镇加尔各答的英印政府又比其派驻在各地的殖民官员谨慎，正合了那句老话：天高皇帝远。越是远离指挥和制约，英国官员往往表现得越是富于冒险精神。老奸巨滑的传统之余如果再加入冒险精神，难怪英国人会锐不可当了。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克莱武和莱佛士。

坎贝尔也是一位冒险家。不过这位仁兄冒险精神固然饱满，老奸巨滑这一点上却差了些，有点“愣头青”的感觉，运气也远远不如克莱武，很吃了些苦头。

说坎贝尔不够老奸巨滑，是因为他跟锡金国王死磕，一点不懂外交上欲擒故纵、步步为营的策略。先是在大吉岭问题上，他把这块从锡金骗来的领土发展成了对锡金经济产生致命威胁的抽血机，逼得锡金实施贸易禁运。坎贝尔看到他的辖地眼看就支撑不下去了，便对锡金国王施以压力，拿放任尼泊尔蹂躏锡金来吓唬他，最后用区区3000卢比年金补偿锡金了事。

然后是另一桩领土纠纷：根据英尼索果里条约和英锡提塔利亚条约，梅奇河西岸与提斯塔河东岸的土地归锡金，但锡金同尼泊尔在梅奇河东岸翁托地区的归属上仍然有争议。1827年东印度公司裁决此地归锡金所有，但当坎贝尔上任后又改了口，说翁托应该归尼泊尔。锡金现在尝到了政务由外人裁决的苦头，对坎贝尔非常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