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重要游牧民族，其诞生的历史摇篮，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一带，是我国第一个建立起奴隶制国家的边疆民族。从其出现于政治历史舞台起，至其消失，前后共经历了近700年，在中国民族史上曾演出过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对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以及汉族的历史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北方边疆各民族的先民，而且也是汉族先民的成员之一。匈奴的历史，是中国民族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节匈奴的来源与兴起

匈奴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名称由来，据多数学者认为，即鬼方、混夷、獯鬻、荤粥、猃狁、胡等的异译。《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集解》引晋的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又引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周礼·考工记》“胡无弓车”；郑玄注“今匈奴”。《吕览·审为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高诱注：“狄人猃狁，今之匈奴也。”“匈奴”原义，直译汉意为“人”，或“群众”、“居民”、“土民”，义为“天帝之子”，“它起源于原始时期对天神的信仰”。《汉书·匈奴传》记述匈奴单于致汉帝的书信中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据王国维考证，“匈奴”二字急读为“胡”。而“胡”一词在匈奴人心目中，也以为即“天之骄子也”。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便是佐证。

匈奴族源，从其名称由来便可看出，他们与殷周以来的鬼方、獯鬻、荤粥、猃狁、胡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不等于说，前者是后者的翻版，而是说，匈奴族是在上述诸族的基础上，吸收周围各族人民发展起来的。著名民族史专家冯家昇在《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一文中，曾列举匈奴异名32种，计有鬼方、鬼戎、魃方、方、畏夷、隗国、混夷、混戎、犬戎、玁允、獯鬻、荤粥、荤质等诸名目，虽不完全是确指同一族体，但与匈奴族有关则似无可非议。在匈奴共同体中，见诸记载的就有休屠（屠各）、字文、独孤、贺赖、羌渠等部。其下，还有众多氏族，如挛鞮氏（虚连题氏）、呼延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乔氏、当于氏、韩氏、栗籍氏、沮渠氏等诸姓。因此，完全可以说，它是由戎、狄、胡多种民族成分组成的“民族共同体”。

据现有史料记载及考古发掘证实，匈奴族早在公元前7、8世纪时就已生息和繁衍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匈奴人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始逐步移居漠北。所属各氏族和部落，“自有君长”，“各分散居溪谷”，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史记·匈奴列传》云：“自淳维（传说为匈奴人始祖）以至于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概括反映。

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为战士。

匈奴人的氏族组织，最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但随着战争的频繁，财富的增加，私有制关系在氏族内部的发展，宗族性质的组织便逐步被打破。氏族中除本族成员外，还渗入了大量的外民族人口，如东胡人、西嗕人、月氏人、楼烦人、白羊人、浑庾人、屈射人、丁令人、鬲昆人、薪犁人、乌孙人、西域人、羌人、汉人等。其中有的为氏族成员所共有，有的为各个家庭所私有，充当奴隶；也有少数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被吸收为氏族成员。于是，随着氏族财富的增长，势力也不断扩大。氏族组织因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一定的维系作用，有利于唤起共同的感情，故其外壳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一直被保存着。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人已进入铁器时代，不仅能用铁制作刀、剑、镞等兵器，还能制作铁镰、铁铧、铁马嚼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学会冶铁和铸铁。铁器的生产和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匈奴人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贫富之间的差别也愈益明显，终于促使氏族制度全面趋于瓦解。从蒙古国发掘出属于公元前3—2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在陪葬品极为丰富的大墓旁边，分布着陪葬品贫乏的小墓的事实，就是当时贫富悬殊及阶级对立的生动反映。

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刘向《说苑》记载，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楼烦（今山西省宁武县一带）之下”。旋又逐步推进，将势力扩至“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公元前265年（赵孝成王元年），匈奴骑兵为赵将李牧击败，但不久又卷土重来。直至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赢政派遣蒙恬将兵北击，略取其“河南地”（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自是，匈奴众始“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但至秦末，却又乘机“度河南”，逐渐傍近秦塞。足见其势力当时已相当强盛。

匈奴的兴起，是匈奴国家的创立者头曼统治的结果，《史记·匈奴传》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说明头曼是首称单于者。另据《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匈奴人称之为“撑犁孤涂单于”。所谓“撑犁”，意谓“天”；“孤涂”，意谓“子”：“单于”，意谓“广大”。“撑犁孤涂单于”，直译即“天之子”，意谓“天宇之下的伟大首领”。充分反映了氏族部落制度已完全为国家所取代，而氏族部落首领也已转变为国家至高无上的领袖的事实。不言而喻，头曼统治时期的匈奴社会，正是原始社会趋向瓦解，奴隶制度形成的时代。因而国家机构的建立，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匈奴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头曼统治时，匈奴虽然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但由于旧的所有制关系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又很不完善，加上“东胡强而月氏盛”，中原地区又处于强大的秦王朝统治之下，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匈奴势力一直被局限在阴山至河套以北一带。及冒顿继位后，始有较大发展，并迅速走向鼎盛。

第二节匈奴的鼎盛及衰落

冒顿是头曼长子，初被质于月氏。头曼爱其异母弟，曾阴谋借月氏之手杀之。冒顿得悉，盗取月氏善马逃回。他的英勇行动，使头曼受到感动，遂授之为“万骑长”。冒顿为洗雪前耻，刻苦练习骑射，严格训练士卒，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死头曼，自立为单于。

冒顿雄心勃勃，取得政权后，首先着手巩固内部，“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接着，乘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之机，开疆拓土，扩大牧地，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收秦前所夺匈奴地。又积极整顿内部，对国家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整与改革，于匈奴中部地区建立“单于庭”，管辖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一带）、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直北方向广大地区，并规定把军政和对外权力由单于掌握，卑于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等异姓贵族担任。呼衍氏居左，兰氏和须卜氏居右，主断狱讼，将已裁决案件禀报单于。无文书簿领、记录诸事。单于以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左、右贤王是地方最高长官。俗尚左，左贤王地位和权力均高于右贤王，通常由太子充任。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俱置庭于驻牧地。左贤王庭管辖匈奴东部，位于汉上谷郡（今河北省怀来县一带）直北方向；右贤王庭管辖匈奴西部，位于汉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县一带）以西地区，与月氏和氏、羌相接。自单于、左右贤王，直至大当户，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其余各级官吏，也是各大小军事首长。除单于外，各级长官，大者统万骑，小者数千，共24万骑；每万骑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都尉、当户、且渠等各依部众多少以区分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下，形成强有力的统治网络。

为了强化统治，冒顿还根据匈奴族传统，规定每年正月，各部首领小会于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龙城，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八月，大会滞林，课校人畜。又实行保护私有财产措施，禁止偷盗，严厉申明“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推行奖励攻战办法，宣布“斩首虏赐一巵酒”，并将所得卤获归本人所有，得人“为奴婢”，使“人人自为趣利”。

上述诸措施，为新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的巩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势力不断增强，不久又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犁诸族；率精骑围刘邦于白登，迫献宗室女与之和亲、答允开放“关市”、结为兄弟、定以长城为界；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傍26国；控地东尽辽河，西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长城，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皆以为匈奴”，从而结束了中国北部边疆各民族长期不相统属的分散状态，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是以匈奴贵族大臣皆帖服，“以冒顿为贤”。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前元6年），冒顿病卒。子老上单于（稽粥）、孙军臣单于（前161—126）相继嗣位。在老上和军臣统治时期，因继续奉行冒顿时制定的政策，仍与汉“约和亲”；又似中行说为师，学会计算和登记方法，实施计课人口和牲畜，故其政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比较稳定。但是，随着统治阶级的不断对外用兵、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匈、汉关系的恶化，势力逐步减弱。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单于继位。军臣单于太子於丹耻屈其下，逃奔于汉。汉封之为陟安侯。伊稚斜单于因怨汉收纳放丹，屡遣兵至代郡、雁门、定襄、上郡等地寇掠。而有贤王又以汉略其“河南地”，也屡将兵侵袭汉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南）。时汉方强盛，兵精将广，遂决定出兵反击，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汉使卫青、苏建、李沮、公孙贺等将兵10余万人击右贤王，右贤王败，损失男女15000余人，裨王10余人，牲畜“数千百万”。次年，汉复乘胜发兵出定襄北征。双方发生鏖战。汉军虽取得了斩杀19000千余人的战绩，但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几乎全军覆没。赵信被迫投降匈奴。

赵信原是匈奴人，后因投奔汉朝，被封为翕侯。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以其在汉军久，熟悉汉地军情，遂封之为“自次王”，又妻以己姊，企图利用他共同对付汉军。赵信教伊稚斜离开阴山地区，徙居漠北，以诱疲汉兵。接着，于次年又发兵侵犯上谷。时汉正亟欲摧毁匈奴贵族势力，故于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又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分别自陇西、北地、右北平出击。霍去病于焉支山、居延、祁连等地与浑邪王、休屠王军相遇，大败其众，俘斩38000余人，又擒获单桓、酋涂王、稽沮王、单于阏氏、王母、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百数十人。伊稚斜怒，欲召诛浑邪王和休屠王。浑邪王、休屠王惧，谋共归附于汉。但不久休屠王后悔，浑邪王将其杀死，将众4万余人降汉。汉封之为瀑阴侯，置其众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设“五属国”。伊稚斜单于遭此连续打击，更加恼怒，于前120年（武帝元狩三年）各遣兵数万，分道进攻右北平和定襄。次年（前119年，武帝元狩四年），汉令卫青、霍去病分别领5万骑北越沙漠出击。伊稚斜遵照赵信计谋，置精兵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出定襄千余里，与单于兵相遇。汉军以武刚车环阵结营，纵兵5000击单于。时值日暮，飞沙扬尘，汉军遂横张两翼合围。单于见汉兵精马壮，自度不能胜，率亲随数百名溃围遁。汉军追杀200余里，直抵真颜山赵信城（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而返。霍去病则自代郡出塞，奔驰2000余里，与左贤王接战，亦获全胜，击杀7万余人，封狼居胥山（约在今克什克腾旗西北），禅于姑衍（山）（约在狼居胥山附近），登临瀚海（一说指令蒙古高原东北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指杭爱山）而返。

经过这次失败，匈奴势力从此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史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匈奴人由于远离水草茂盛的阴山地区，畜牧业生产发展从此受到严重限制。而汉王朝利用夺得的“匈奴左地”，令原为其附属的乌桓族（原住于辽河流域及老哈河一带）徒居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为汉侦匈奴动静；又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以公主妻乌孙昆莫（王），拆散匈奴与乌孙的联盟；复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切断其与羌族的交通。于是匈奴势力日削。

公元前114年（汉元鼎三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单于（前114—105）、孙乌师庐单于（前105—102）相继立。乌师庐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其左大都尉使人潜告汉，阴谋将乌师庐杀死。汉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故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东）备应援。汉帝以其地距匈奴远，遣浞野侯赵破奴将2万骑出朔方郡西北2000里，约期至浚稽山（今蒙古国南部鄂洛克泊南）候动静。事将发而被发觉，左大都尉被杀，破奴为其左方兵击败被擒，全军没入匈奴。乌师庐不久死，子年幼，季父右贤王呴犁湖继立。但呴犁湖在位仅一年又死，匈奴贵族立其弟且鞮侯为单于（前101—96）。

且鞮侯单于初立时，因恐汉兵乘机进袭，将从前所拘汉使路充国等人释归，企图与汉和解。汉为缓和彼此关系，令中郎将苏武携带大量财物馈单于。时值浑邪王姊子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事泄，牵连苏武。单于使卫律治其事。苏武引刀自杀，卫律召巫医救治，徒于北海（今贝加尔湖）。会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回师，威震西域，西域诸国多遣使献贡。汉因欲藉其势慑服匈奴，于公元前99年（武帝天汉二年）遣广利将兵3万出酒泉击右贤王。广利虽获斩杀万余人的战果，却险遭活捉，为配合广利出征的骑都尉李陵则被击败而投降匈奴。汉帝不甘，于前77年（武帝天汉二年），复使广利领骑兵6万、步兵10万出朔方，令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3万出五原，公孙敖将步骑4万出雁门，企图重振骠骑将军霍去病雄威。且鞮侯单于袭用伊稚斜故技，移辎重于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北，自统兵10万列阵水南，以待汉军。双方战10余日，不分胜负。但战争结束后不久，且鞮侯单于即病死，子狐鹿姑单于继其位。

狐鹿姑单于在位（前96—85）时，匈奴内部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已日趋腐败，而内部矛盾最初是由单于为传位己子废左贤王合法继承人先贤掸为日逐王引起；继之，又因单于母阏氏以其异母弟左大都尉贤为族人所重，恐单于不立己子而立左大都尉，派人杀之，致使左大都尉同母兄拒绝按时前往会盟。及单于将死时，却又嘱诸贵人立其弟右谷蠡王继为单于。而卫律及其妻颛渠阏氏则于其死后矫令更立左谷蠡王。公元前85年（汉昭帝始元二年），左谷蠡王在卫律等支持下继位，称壶衍鞮单于。左贤王和右谷蠡王极为愤慨，阴谋投附汉朝，但恐不能达到目的，遂谋胁卢屠王共走乌孙。卢屠王不从，告知单于。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嫁罪于卢屠王，致使二王俱离开旧游牧地，不往龙城会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断加剧，给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

早在狐鹿姑单于时，匈奴贵族因连年征战，就渴望与汉朝恢复和亲。后因单于拘留汉使，及壶衍鞮单于继位，“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乘机往袭。于是采用卫律建议，“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以防汉军突然袭击。旋因听说“胡人不能守城”又中止，改与汉通好，并释苏武、马宏等归。不久，又发左、右部2万骑掠汉塞。兵败，瓯脱王与西祁王被俘。因惧瓯脱王导汉军追击，率众走西北。

公元前78年（汉昭帝无风三年），右贤王、犁汙王将兵4000骑分道侵日勒（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屋兰（今山丹县西北）、番和（今甘肃省永昌县境），为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击败，犁汗王为属国千长义渠王部下射死。次年，单于发兵3000余进犯五原，杀略数千人；继遣数万骑傍汉塞围猎，攻袭亭障。时乌桓渐强，派人掘前“单于冢墓”。壶衍鞮单于怒，发兵2万驰击。汉授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欲随后跟踪堵截。会匈奴已收兵，明友遂乘乌桓新败，挥师蹴之，斩杀6000余人。匈奴贵族惊惧，不敢出兵，遣使往乌孙，阴谋索汉解忧公主，又连发兵侵掠乌孙，夺其车延、恶师之地，公主及昆弥求汉出兵救援。

乌孙是汉朝在西域的重要盟邦，公元前2世纪末期就与汉朝“结为昆弟”。因此保乌孙就是保西域。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三年），汉朝统治阶级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蒲类将军赵充国等分别领兵出塞，偕乌孙对匈奴进行夹击。匈奴人民闻汉兵至，纷纷远徙。汉兵因未按预定期限到达目的地，校尉常惠乃与乌孙合兵击右谷蠡王庭。俘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公主）、名王、犁汗都尉、千长、将以下39000余人，牛、羊、马、驼、驴、骡等70余万头。单于怨怒，于当年冬自统兵击乌孙，颇有俘获。但当要返回时，恰值天气骤冷，突降大雪，深丈余，人畜多冻死。于是丁灵乘势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给壶衍鞮单于以沉重打击。

公元68年（汉宣帝地节二年），壶衍鞮单于死，其弟左贤王继位，称虚闾权渠单于（前68—60）。虚闾权渠由于不满颛渠阏氏擅权，废黜之。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怀怨。会第二年灾荒，人民、畜产死者无数，遂发两屯人众各万骑往防汉兵，致使阶级矛盾又迅速尖锐化，附属各部落俱纷起反抗。西嗕部乘机叛附汉，而西域各国则相约攻取直接受其庇护的车师国，俘其王及人众。汉朝为联合西域各国与匈奴奴隶主贵族相抗衡，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兵至渠犁一带屯田，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使者，使匈奴势力进一步受削弱。

第三节匈奴国家的分裂和衰亡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郝宿王刑未央召诸王议立嗣。颛渠阏氏因前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遂与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密谋，擅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单于屠耆堂性酷虐，即单于位后，重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尽诛虚闾权渠时用事大臣刑未央等，又贬斥前单于子弟近亲。虚闾权渠子稽侯珊被迫投附妻父乌禅幕。日逐王先贤掸与单于有隙，将众数万骑归附于汉。汉封之为归德侯。单于立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欲杀先贤掸两弟。乌禅幕谏阻之，不听。旋左奥鞬王死，单于自立幼子为王，留于单于庭。奥鞬贵人不从，拥立奥鞬子为王，东向游牧。握衍朐鞮单于遣右丞相将万骑往追，被击败。以其滥施杀伐，暴虐无道，族人多不服其号令。其太子、左贤王因数谗左地贵人，也深为左地贵人所怨。公元前58年（汉宣帝神爵四年），以东边姑夕王受乌桓进攻，略有损失，握衍朐鞮怒。姑夕王俱，与乌禅幕、左地贵人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4—5万人，往攻握衍朐鞮。握衍朐鞮败走，请援于右贤王。右贤王怨其残虐，不理。握衍朐鞮惭愤自杀，部众尽归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虽然据有握衍朐鞮部众，攫取统治全匈奴的权力，但由于不注意分清敌友，即位后不久，社会便陷入动乱状态，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乱局面，从而成为匈奴族走向分裂的重要转折点。

史载呼韩邪在迫使握衍朐鞮单于自杀后，即收兵返回单于庭，令“罢兵使各归故地”。又将流落为民的兄弟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嗾右地贵人往杀右贤王。右贤王闻之，便与前单于亲信都隆奇等共议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屠耆单于夺取单于庭，立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屠耆单于在统治地位获得初步巩固后，即于次年早秋令先贤掸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各将2万骑屯东方，备御呼韩邪。时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呼揭王与唯犁当户，欲构陷右贤王（握衍胸鞮弟），捏称他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不审虚实，杀之。后知其冤，又杀唯犁当户，呼揭王惧而叛，自立为乌揭单于。右奥鞬王得报，自立为车犁单于。而乌藉都尉亦称乌藉单于。屠耆堂为讨平叛乱，使都隆奇击乌藉单于，亲统兵进击车犁单于，乌藉、车犁败，奔窜于西北地区，谋与乌揭单于会合，约共尊车犁为单于。屠耆单于遣左大将、都尉统兵拒呼韩邪，自率军击车犁。车犁单于败，远遁。

公元前56年（汉宣帝五凤二年），呼韩邪单于遣弟右谷蠡王等将兵击屠耆单于屯兵，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得报，统兵6万骑击呼韩邪。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单于少子姑瞀楼头投奔汉朝，而车犁单于亦东返降于呼韩邪。呼韩邪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遫累乌厉温敦，见内乱迭起，又率众降汉。不久，季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于西部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兄呼屠吾斯于东部自称郅支骨都侯单于。呼韩邪单于击杀乌藉都尉后返回单于庭。但闰振单于与郅支单于又互相攻杀。公元前54年，那支单于击杀闰振单于，尽有其众，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单于庭为郅支所据。

为了摆脱危局，左伊秩訾王建议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单于近臣极力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匈奴人之所以能显威名于世，全赖“马上战斗为国”，是壮士所为；“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若“臣事于汉”，则“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针对诸大臣们的鼓譟，左伊秩訾王根据当时的形势指出：“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据理力争。终于使呼韩邪单于采纳其建议，引众傍近汉塞，并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又亲至长安朝觐汉宣帝刘询。刘询授予玺绶、冠带、黄金、锦绣、缯絮等物，使驻漠南光禄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又拨运米谷34000斛供食用。呼韩邪单于附汉，是匈奴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既是匈奴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汉、匈关系发展的结果。它不仅宣告了匈、汉两大民族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代之以匈、汉合作的新局面，打破自“三代”以降“胡、越不与受正朔”的旧传统，开辟了北方民族政权接受统治中原王朝领导的先例，与此同时，还促进了塞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与内聚力，并为尔后的进一步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呼韩邪单于附汉时，郅支单于为取得汉朝的支持与帮助，亦遣子驹于利受入侍汉廷，并不时令人至长安贡献。汉朝虽待以厚礼，但每次赏赐俱薄于呼韩邪单于。

郅支初以为呼韩邪降汉，兵弱不能再归单于庭，遂引众西向，谋攻夺定右地。不料屠耆单于弟已居其地，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那支并有其众。后自度无力统一匈奴，率众继续西徙，企图与乌孙昆弥乌就屠联合。乌就屠见呼韩邪附汉，杀其使，发兵佯往迎。郅支知觉，勒兵破其众。复乘势败乌揭、坚昆、丁令三国、建庭于坚昆。

郅支自以距汉地远，又怨汉助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44年（汉元帝初元五年），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复索还侍子，杀汉使司马谷吉。后知呼韩邪势渐强，率众西迁康居（今哈萨克斯坦联邦东南部一带）。中道适天气骤寒，人多冻死。及至康居，仅存3000人。康居王时欲倚之以威胁邻国，招为婿。郅支于是借康居兵，数击乌孙，深入赤谷城（今伊塞克湖南面伊什提克），杀略人民，驱掠牲畜。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为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所击杀。

呼韩邪单于获悉郅支被杀，既喜且惧。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又至长安朝觐汉元帝刘奭，请“婿汉氏以自亲”。刘奭以后宫女王嬉（字昭君）赐单于。单于号王嬉为宁胡阏氏，并表示愿保上谷至敦煌一带边塞。但仅过两年，单于病死。尔后，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雕陶莫皋，前31—20年），搜谐若鞮单于（且糜胥，前20—12年）、车牙若鞮单于（且莫车，前12—8年）、乌珠留若鞮单于（囊知牙斯，前8—公元13年）、乌累若鞮单于（咸，公元13—18年）等相继嗣位。

在复株累若鞮单于等统治期间，因各单于都恪守“传国与弟”“约令”，又能与汉朝保持较密切的和平友好关系，因此，其政治、经济一般都比较稳定。只是在王莽篡汉（公元9—21年）后，由于实行歧视压迫匈奴政策，并从中进行挑拨离间，致使表面平静而实际存在的矛盾又不断加剧。

公元18年（新莽天凤五年）乌累若鞮单于死，其弟舆继立，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他性贪婪，又刚愎自用，掌权后，为了改变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为父子继承制，便废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斯承袭左贤王位，复杀知牙斯。于是引起了右奥鞬王比的不满，乃出怨言：“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单于知比不服，心怀疑贰，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官兵。公元46年（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又死，其弟左贤王继之，称蒲奴单于。右奥鞬王比因不得立，怨恨交加。时值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蒲奴单于畏汉伺其隙，遣使至渔阳求和亲。比于是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向西河太守求内附。事为两骨都侯知觉，劝单于于五月龙城会盟时杀比。比惊惧，集所辖南边8部众4—5万人谋杀两骨都侯。两骨都侯知信，奔告单于。单于发兵驰击。后因见比兵众多，未敢妄动。比知难以继续共事，于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在8部大人拥戴下，袭用其祖稽侯珊号，称呼韩邪单于，并于当年款五原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示“愿永为蕃蔽”。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复遣子入侍。东汉政府仿照西汉对待稽侯珊旧例，颁给黄金质玺绶、冠带、衣服、车马、黄金、锦绣、缯絮等物；又米糒25000斛，牛羊36000头接济。此外，又于五原塞西80里，为之建立单于庭，旋徒云中。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南匈奴的内附，既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因为自公元18年以后，呼韩邪单于比一直驻牧于匈奴南边，所领八部牧民，长期析居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等郡地，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颇深，因而要求与汉族人民和好的愿望也较强烈。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一种进步现象。

南、北匈奴的分裂，使匈奴势力再次受到削弱，并成为其走向衰微的新的转折点。

匈奴二部，虽然分居大漠南北，但纷争并未因此中止。为了争夺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之间仍不时互伺嫌隙，控弦抗戈。公元50年冬，呼韩邪单于因五骨都侯叛乱，为蒲奴单于击败，徒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汉使中郎将段彬及副校尉王郁为之卫护。南单于（呼韩邪单于）令韩氏骨都侯屯北地郡，右贤王驻朔方郡，当于骨都侯戍五原，呼衍骨都侯守云中，郎氏骨都侯、左南将军、栗籍骨都侯分别屯定襄、雁门和代郡，各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北单于（蒲奴单于）惧，将部分被俘汉人送还，复数遣使请和亲。汉从司徒掾班彪计议，依照从前待呼韩邪稽侯珊、那支单于行事。

公元56年（东汉中元元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死。丘浮尤鞮单于（莫，公元56—57年）、伊伐於虑鞮单于（汗，公元57—59年）、醞僮尸逐侯鞮单于（适，公元59—63年）、丘除车林鞮单于（苏，公元63年）、湖邪尸逐侯鞮单于（长，公元63—85年）等相继嗣位。“时北匈奴犹盛”，不时出兵犯汉塞，汉廷每以为忧。会北单于请“合市”，致和亲，汉廷令越骑司马郑众往使。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知汉与北匈奴通款，谋往附。汉察其情状，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又遣副校尉来苗等屯五原曼柏，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不久，北匈奴果遣骑2000谋迎骨都侯。因见汉兵严备，始退走。但此后又经常出没于汉边郡一带。

东汉王朝为维护北部边境安宁，公元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发缘边兵分道北征。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彤等出朔方高阙击皋林温禺犊王；窦固、耿忠出酒泉击呼衍王；耿秉、秦彭出张掖、居延击句林王；来苗、文穆出平城塞（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北击。但除窦固一路外，余俱无功而还。北匈奴众纷纷远徙。公元76年，皋林温禺犊王率众返居涿涂山（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南单于率轻骑偕乌桓及缘边兵出击，杀数百人，降三四千人。

北匈奴统治集团由于经常对外掠夺，部分人众逐渐产生厌战情绪，并想摆脱其羁绊南下附汉，经上述两次战役后，遂不时有人从中脱出南投。例如公元83年至五原塞的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38000人，公元85年陆续进塞的车利、涿兵等“七十三辈”内附，就是明证。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势力受到严重削弱，被奴役的各族人民乘机奋起反抗，蒲奴单于内外交困，被迫率众远徒。

公元87年（东汉章和元年）；鲜卑进入匈奴左地击北匈奴，斩优留单于，“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20万人分别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郡投附东汉。会南匈奴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公元89—93年）不久立，上书东汉王朝，请“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东汉王朝允其请，命窦宪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耿秉为副将军，合南单于兵北击。双方鏖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乌布苏泊）等地。北匈奴败，被杀万余人，20余万人降附。公元90年，屯屠何复请出塞。左谷蠡王师子率左、右部8000骑出鸡鹿塞，再次败北单于，斩杀8000人。窦宪以北单于微弱，欲乘势灭之，于公元91年又令耿夔出居延，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破其众。北单于被迫逃奔康居（后复西徙，与从前西迁的匈奴人会合）。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数千人至蒲类海，请内附于汉。汉令耿夔颁给印绶，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值窦宪罹罪被诛，故放除鞬旋又叛去。汉遣长史王辅与任尚击杀之，灭其众。北匈奴亡，地为鲜卑所据，余众10余万落皆自号为鲜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