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
3月,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西藏工作,指出要想方设法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由国家给以财政补助。4月,率中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6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讲话。
1956年
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主持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5月,谈文艺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1至12月,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
1957年
1至2月,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印度、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8月,在青岛出席民族工作座谈会,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作《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报告。
1958年
2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6月,批准创办中国科技大学。
1959年
1至2月间,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960年
4月,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5月,访问柬埔寨、越南、蒙古。8月,接见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等,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8至9月间,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翌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10月1日,和缅甸总理吴努签订中缅边界条约。
1961年――1970年
1961年
1月,率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4至5月,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研究。10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962年
1至2月,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指出:“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3月,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戏剧创作会议上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4月,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闭幕词,着重讲我国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11月起,主持领导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1963年
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2月,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阐明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点立场,随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
1964年
1至2月,访问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10月,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分两步走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5年
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3至4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6月,访问巴基斯坦、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7月,到新疆视察。
1966年
3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6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5月后,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继续进行,为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1967年
1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2月,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7月,在江青、康生等煽动下,“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揪刘(刘少奇)火线”,围困中南海。“揪刘”活动持续近一个月,周恩来多次批评“造反派”,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他们的罪恶企图未能得逞。
1968年
极力维护工农业生产,制止武斗,解放干部,促进联合。12月4日,向新华社指示:对外宣传中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969年
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9月,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举行中苏边界谈判、防止武装冲突等达成谅解。
1970年
4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批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
1971年――1976年
1971年
3月,访问越南。4月,指出: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7月,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秘密会谈。9月13日起,连续三天三夜处理林彪叛国事件,使国家转危为安。之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1972年
2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5月,发现癌症。7月,提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8月,再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
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10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敦促加速解放干部工作。本年国民经济逐步回升,是“一五”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1974年
6月1日,病重住院,此后,在医院中仍工作不止。9月30日,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招待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国庆招待会。
1975年
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提出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前进。在会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9月7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12月20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工作。
1976年
1月8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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