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汇解协饷。继京饷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后，协饷也随之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银八万两，均由山西平遥票商汇兑。同年奉拨甘饷银二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等汇解陕西藩库。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拨陕饷银二万两，交元丰玖汇兑。光绪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银五于两汇解广西藩库。光绪十六年（1890）湖广将协饷一万两交百川通汇兑广东。光绪四年（1878）江西交蔚长厚协拨伊犁军饷银一万两。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长厚银一万两到包头局转解。光绪年间，粤海关交志成信、协成乾汇解乌鲁木齐协饷9615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交元丰玖一万两汇解山西归绥道转解乌里雅苏台。同年，广东交志成信票号12500两汇解察哈尔都统衙门转科布多。光绪十二年（1886），江西将协饷一万两，作为奉天丙戌年俸饷交蔚长厚汇解盛京户部衙门。光绪十九年（1893）江西将协饷15000两交蔚丰厚汇解盛京。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间山西票号共汇兑协饷1023万两，每年平均达54万两。

七、汇兑河工经费。清代河工经费数额很大，由山西票号负责汇兑，使山西票号又大获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广东的河工经费一万两交山西票号协成乾、蔚长厚、志成信汇兑。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三次汇解银219000两，交山西票号商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解赴天津支应局转解河南河工应用。

八、赈款。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苏筹银一万两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长票号汇解山西巡抚衙门兑收赈济。光绪十二年（1886）直隶水涝成灾，由广东将22209两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天津转解分拨灾区。光绪十一年（1885）山东遭灾，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号5000两、元丰玖票号3000两解赴山东。

九、借垫教给各省及税关。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地方财政机构就曾与山西票号发生了借贷关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办理夷务以后，……藩库度支每绌……向西商贷用”，不过这种借贷是“旋借旋还，无案可稽”。（《东粤藩储考》卷12，转引自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发展》历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从此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如同治三年（1864），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敷凑拨，向山西票号协成乾借银五万两汇兑，向志成信票号借银五万余两，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光绪三十年（1904）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先应解银228135两，已由山西票商照数借定，由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至京。同治时，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筹解军饷，广东在厘金项下筹银六万两，向山西票商借六万两。光绪三年（1877），广东解京第四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谦吉升、元丰玖等借报166000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应解第三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元丰玖借银242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师旅饥馑，急需军饷，而广西库空如洗，广东筹拨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银12万两协济。光绪十八年（1892），广东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票号借银二万两，作为第二批起解太平关常税并由该票号汇京。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定赔款，四川每年派银220万两，匀作12次每月摊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银30万两，刻下解期又迫，复向山西票商借银186345两，发交山西票商协同庆汇兑，于年底汇江海关，作为川省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还款。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淮安关曾向山西三晋源票号借银一万两，交付内运。同治十二年（1873），晋省因库储久空，曾向平遥等县40余家票号借银21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号天成亨、协同庆预措协饷银48000两。光绪十三年（1887）甘军由京返甘路经平遥借票号银三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奉天官盐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银20万两周转。

十、汇兑庚子赔款。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各国战争赔款45000万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而山西票号则承担了庞大赔款的汇解任务。

十一、承办“四国借款”《马关条约》签订后，对日赔款二亿两，后又增赎辽费三千万两。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足8900万两。为筹还赔款，被迫三次举借外债：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亿法郎，折银9800余万两；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9700余万两；第三次向英德续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因汇价变动为11200余万两。四国借款每年付息1200万两，加上其他外国借款还本付息和开支，全国财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万两。户部只得将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摊，由各省采用盐斤加价或地丁货厘附加办法筹款，汇往上海还债。于是山西票号生意又增，包揽了部分省的汇兑。这些票号在四川、广东的有协同庆，在广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长，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协同庆、蔚泰厚、百川通，在陕西的有协同庆，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长、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长、日升昌、协成乾等票号。

由上可见，山西票号最初由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扩大流通的需要而产生，它是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其业务蜕变为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甚至规定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加之公款不计利息，从而获得了很大利益。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规定公款发商生息办法后，利率年息不过4厘到5厘，票号占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产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693万两，其中户部存放银行424万两，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206万两，占总额的30％，存放外国银行57万两，占总额的8％，存放其他行号六万两，占总额的1％。以上统计说明，票号掌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说票号的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以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荣之路。

山西票号的终结

“‘阜康’倒了，胡雪岩完蛋了”的消息传到晋中，山西票商大多额手加庆，欣喜异常。他们庆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动了，山西票号今后可以独占全国了。他们仿佛看到了灿烂的辉煌前景，正在向他们招手。

但他们没料到，“阜康”票号的倒台，也加速了山西票号垮台的进程。阜康亏损了八千万银两，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抢兑现银的风潮，山西票号在这股强大的风潮之中飘摇不定。

二十年后，维系晋帮及其荣誉的山西票商们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物极必反

晋帮票号的衰落，是受历史的影响。而这次带有决定性的时刻，历史不再青睐晋帮了。

早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晋帮已呈衰败之相，造成晋帮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王朝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乾隆年间，晋帮兴盛达到了顶点，晋省也就成了清王朝载派劝捐助饷最重的省之一。乾隆时大小金川起义，因财政拮据，大肆向两淮、浙江、长芦、河东各盐商劝捐助饷，山西河东盐商捐银“一百一十万两”。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又一次向晋省富商勒派，先派定218万两，皇帝“因捐数过多，抵尝收银一百五十万两，其余仍着伯麟（山西巡抚）按数发还”。实际上，发还之银被府县官员贪为己有。清朝廷将晋商视为政府财源，凡有财政不足的时候，皆是首先想到晋商，尤其是徽商财力下降之时更是如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因赔款所需，道光二十三年（1843），向山西绅商派捐“二百余万两”。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推行捐借政策，咸丰三年（1853）正月底，全国绅商捐银424万两，山西捐银159.93万余两，居各行省之首，占37.65％。这次捐输延续到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山西绅商共捐银303万两，实际交银287万余两。下欠17万余两，实在无力再交。当时有人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捐数逾千万。”经过多次捐输，有些富户家道中落，甚至“赤贫如洗”，再已榨不出钱来了。咸丰年捐输未交的17万余两银子，再过11年，至同治五年（1866）正月，除又收银4.39万余两外，剩下的12万两，“数年来，无论如何追比（逼），汔无分厘提到”。追逼的官府大员，满以为这种追讨未交够的捐输款，可以轻松办成。孰不料，数年竟追不回12万两银。

一些山西绅商之穷，到了如此地步。

太平军兴起之后，在湖北、安徽、江苏等省与清军反复交战。这些争夺战使晋帮在那些地方的工商业遭到破坏，资本荡然无存。

这对晋商来讲，是雪上加霜的事。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本来已处于窘境的晋帮更加捉襟见肘：经济上既不能与外商相抗衡，经营的商业场所与地方又被侵略战争所破坏，经济财富被掠夺。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战争和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每次战争都使晋商在那里的工商业遭到破坏。仅甲午、庚子和日俄战争，就使晋商在东北、华北等地区的商号和财产损失，多达数千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巡抚宝芬在奏疏中说：“（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来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今则赎回矿产又增二百余万”。

更惨的是在北京开当铺的晋商，他们的损失更大。晋商经营的有200余座，每家资本七八万两，少则也有三四万两。但在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9o％以上被抢劫一空，未被抢及被抢未尽的只余十座。俄国商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逼中国清政府给予他们前往张家口、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的通商权。原来独占中俄恰克图贸易的晋商，只能灰溜溜地被排挤出去。

在封建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榨下，晋商是急剧衰败，而且是整个地区、整个家族地衰败。

介休县北辛武村冀氏17世冀国定，生四子，起名以公、以和、以中、以正，此时正是他家全盛的时期，在山西、北京、直隶、湖北等地开设各种店铺70多处，财富达300多万。道光时，冀国定去世，由其四子分主家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海疆捐输”，兄弟四人捐款1.6万两，居介休县之首。太平天国时期，他们在湖北的店铺商号遭兵燹者十余家，资本已去大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海淀字号有四家被抢。加上清王朝的多次勒捐，至咸丰末，冀氏家族“较之以前，家资不及十分之二”。

晋商与徽商一样，都是靠封建政权来获得商业上的特许权，从中牟取高额利润，他们的命运是与封建社会休戚与共的。封建社会的衰败，使得赖以生存的晋商衰败成为定局，但直到清末以前它的声誉依然很高，这主要是凭借山西票号的兴盛来维持的――

历史抛弃了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支撑了晋帮，但并不能挽救晋帮衰落的历史命运。几十年后，山西票号终于也衰落了，苟延残喘的晋帮被历史划上了一个句号。

山西票号衰落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票号经营遇上危机。这种危机是与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相联系的。

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亏歉外商银行、户部银行、票号炉房500多万两，其中票号200万两。外商银行、户部银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几乎全部收回；票号是信用放款，虽同是债权团组成人员，然而收回连一半都不到。“东盛和”之后，又发生上海的橡皮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歉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票号业的信用危机。清末前，票号倒帐损失之所以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致命的弱点，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中，收不回贷款的风险是极大的。

许多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每次经济危机一来，就有许多票号因挤兑而又无款支付而倒闭。

另一个原因是：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票号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清末前，虽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的成立，对山西票号都构成了竞争威胁，但构成票号竞争主要对手的，则是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因为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由于户部银行在金融业中具有垄断和控制的作用，它对票号的经营有强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号亦不能不跟随进行，这种做法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尽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号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的银行业。作为银行业，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润就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挤兑，因放款收不回来无法支付存款，那么贷款愈多就倒闭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润又大多归于户部银行，票号所赚利润日益减少。“船漏偏遇顶头风”。山西票号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打击。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o％。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从“富甲天下”到破家，晋帮在历史舞台上终于演完了这场人生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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