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畜牧业
各部女真人都从事畜牧业生产，但饲养的牲畜种类不完全相同。建州和海西女真，马、牛、狗、猪、鸡、鸭皆有，尤以马牛为最。15世纪初，图们江以南的朝鲜边官向上报告建州女真有战马，“多者至于作屯牧放”，还有“牧马南下”之说。由于马不仅是作战、狩猎的坐骑，而且又是贡品和对外交换物，所以发展很快。至17世纪初，朝鲜李民寏在建州女真地区所见，“将胡之家”的马“千百成群”，一般每户亦不下数十匹。牛不及马多，但早在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猛哥帖木耳派200余名男女由回波江返回阿木河“旧居农耕”，带去牛也达100余头，平均两人有牛一头。海西女真畜养的牛马也很多，因为他们在万历十一年七月至次年三月的8个月中，仅在开原马市上就购回牛546头，卖出马179匹。在东海女真人中，乞列迷所养家畜惟狗为多，平时以狗牵拽扒犁（雪撬）作交通工具，冬季以其皮制作防寒服；北山野人则主要养鹿，用来驮载物品和乘骑。
4.手工业
女真社会的手工业生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是由于前述的他们需要的生产工具和一些生活用品，可从汉人和朝鲜人那里换得。所以长期以来，尽管女真社会有纺织、造船、建筑、加工狩猎工具和马具等手工业，但一直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存在。不过，由于战争和生产的需要，铁制品加工业发展较其它手工业迅速。早期还“屈木为镜，削鹿角为镞”；到1475年时，所用镫、镞皆是铁制的了。但这时还不知用铁矿石炼铁，而是“贸大明铁自造”铁器，即所谓“但得正铁改造”。这时加工铁器的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既知用风箱向炉内鼓风来提高火温，又懂得了将打制的铁器趁高温急入水中冷却，使打造出的箭镞等铁器“强劲”。明中叶以后，女真人才有冶铁业，最先在“火（忽）刺温地面”，建州女真则直到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始炒铁，开金、银矿”。
（二）文字
各部女真人经济方面存在的差异，反映在文化生活上也不尽相同。东海女真保留古老的东西多一些，建州、海西女真则较多地继承了金代女真的一些文化习俗。
金代创制的女真文，明前期仍在女真地区使用。
1413年（永乐十一年）记录招抚女真史事的《永宁寺碑》，立于黑龙江下游特林地方。为使使女真人了解碑文内容，碑阴与碑侧刻有与汉文对译的女真文。属海西地区的玄城等40卫中，1444（正统九年）时已“无识女直字者”。建州女真虽然在15世纪后期给明朝和朝鲜当局的文书中还使用女真文，但到16世纪初，也已“汉字、女直字皆不知”。这是因金朝亡后，女真人在蒙古贵族长达百余年的统治下，蒙文成了明代女真社会通用的文字。玄城卫指挥撒升哈等在1444年便向明廷奏请，求以后下“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达达字即蒙文。建州女真至努尔哈齐兴起时，亦是“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
（三）婚姻
一夫一妻制是明代女真的主要婚姻形式，但已出现一夫多妻制，也残存群婚制。过多妻生活的，多为部落首领和富有户。像建州卫酋长李满住有三妻，原分别为斡朵里、兀良哈、火刺温人。残存群婚制的，主要是处于边远地区的一些东海女真部落。乞列迷人“若娶其姊，则姊以下皆随为妾”；与苦兀相邻的部落里，流行朋友至家，“馈之艳妻，去则归之”。当然，在建州、海西女真社会也有群婚制残余，如建州女真人嫁娶“不择族类”，有父死子妻其后母，兄死弟妻其嫂之俗；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死后，其子康古陆即以其后母温姐为妻。此外，女真社会普遍流行早婚，“年及十岁即娶”。后来，海西女真改为至十七八岁成婚，建州女真直到皇太极时代才规定，女子未及12岁而嫁者“罪之”。成婚前先有“约婚”（定婚）。约婚后，男家需向女家纳甲胄、牛马、奴婢等彩礼，已出现有的贫困户至10年未纳足彩礼而不能成婚者。
（四）丧葬
人死，建州女真是停丧于家，杀牛以祭，3日后择向阳处葬之。葬时，有将死者生前所穿衣服及乘马随葬之风，随葬马是杀后去其肉而葬其皮。海西女真流行树葬（风葬），择大树置尸于上，随葬之马皮、尾和脚及生前所用弓箭等物挂于树。东海女真诸部落葬俗比较原始，除有树葬外，苦兀人父母死后，去其肠胃，将尸体曝晒干，出入背之于身，饮食必祭，3年后才“弃之”。乞列迷男女老死，“刳其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植之”；溺水死者，以鱼叉叉其尸，用海豹皮包而埋之。示意可变海豹；被熊虎咬死者，“裸踯其尸作熊虎势”，令人用箭射尸，带箭埋之，示意可变熊虎。
（五）宗教
明代女真普遍信奉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神灵。在诸种神灵中，尤尊崇天神，凡遇大事必祭天。祭天前后皆“斋戒”。还有于月望祭七星的习俗。佛教在女真社会里已有传播，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在建州卫置僧纲司，以女真僧人塔儿马班为都纲。永乐年间，明还在奴儿干都司所在地建永宁寺，说明东海女真中也有信佛者。
（六）社会组织
与上述社会生产和文化习俗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东海女真还处在氏族制阶段；建州和海西女真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已经解体，个体家庭基本上已成为社会的生产单位，无论在村屯还是部落内，尽管有各种血缘关系的户还占多数，但已转变为以地缘为纽带的组织。不过，直到努尔哈齐起兵统一女真诸部前，社会内尚无赋税、徭役和法制，但已进入奴隶制阶段；各部首领虽又兼任明置卫所的行政官吏，但权力还有限，如建州女真酋长的更替还必须“众所推服”，仍“无君臣上下之分”。
三、女真与汉族的交往
14世纪末至16世纪末，女真与周邻民族交往最密切的是汉族。而与汉族的密切往来，又主要反映在对明朝的臣附关系上。
1371年（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都指挥使马云、叶旺率兵由山东半岛渡海经金州至辽阳，设立定辽都卫。三年后，改定辽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为了招抚辽东一带地区的女真人，先于1380年（洪武十三年），在有女真人居住的地区，设立东宁、南京、海洋，草河、女真5个千户所；后于1386年（洪武十九年），将5个千户所改置东宁卫，治今辽宁辽阳市，使分散的女真人统一在一个卫分管辖下。
对分布于松花江、黑龙江、图们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人，招抚分东、西两路进行。始于明太祖时，完成于明太宗朱棣永乐年间。西路的招抚，由于有故元残余势力的影响，是伴随着军事征讨进行的。
1383年，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派人至辽东请内附，明太祖受其降，并遣使往谕，赞其归诚之举。1387年（洪武二十年）春，明派冯胜统大军进攻纳哈出，师逾金山（今辽宁省开原县城北190公里处），“至女直苦屯”，纳哈出败降，忽喇温地区（即第一松花江地区）的女真首领西阳哈等不久也率众降明。明于是年置三万卫，以侯史家奴为指挥佥事。翌年，又遣他领兵2000抵斡朵里（今依兰县马大屯）立卫，计划全面进行对黑龙江流域女真人的招抚。由于“粮饷难继”，被迫退还，立三万卫于开元（今辽宁省开原县老城镇），遂使深入女真地区置卫招抚的计划暂时告罢。不久，西阳哈与明对抗，为了防止故元残余势力联合反明，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明太祖派周兴等率师进讨，因西阳哈已在大军到前渡松花江东逃，适下雨追之未及，只收获女真镇抚管三，并男女650余人而还。
东路的招抚，受到了高丽（后改称朝鲜）国的干扰。今朝鲜咸兴以北地区，辽金元三朝为女真与高丽等族人杂居地区；元末明初又有斡朵里等部女真人迁到图们江南北居住，明太祖平定东北故元势力取得胜利后，于1388年初（洪武二十年十二月）诏谕高丽，提出铁岭（山岭名，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南端）以北东西之地的女真、鞑靼、高丽人应归明辽东都司统管。次年又派周鹗领兵至铁岭创立卫站，因遭到高丽国的抵制，周鹗被迫在黄城（今吉林省集安县城）立铁岭卫，时有江界万户金完奇等率2700余口归明。铁岭卫旋撤到今辽阳市东北之奉集堡，再迁至古嚚州地（今辽宁省铁岭县），明对朝鲜北部女真人的招抚也暂未付诸实行。
明成祖朱棣继位以后，对女真人的招抚也很重视。朱棣为燕王时，曾娶胡里改部酋长阿哈出女为妻，史称“三皇后”。即位后不久，即敕谕下属加紧招抚女真诸部，“使献贡”。随着明朝统治的巩固，女真诸部纷纷向明朝贡。1403年（永乐元年），东部居绥芬河流域的胡里改部率先朝明，明置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一度与明对抗的西部忽刺温女真头目西阳哈等，也于1404年初（永乐元年十二月）复向明献贡，明置兀者卫，任命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建州和兀者卫的设立，使明全面招抚女真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东边，明先后派王可仁、王教化、金声等至朝鲜北部及图们江流域招抚，斡朵里部酋长猛哥帖木儿（后为建州左卫首领），胡里改部另一头目把尔逊（后为毛怜卫首领）等，相继归明。在西边，松花江中下游流域女真诸部首领时也纷纷朝明，明以脱脱哈所部置兀者左卫，以那海所领立兀者右卫，以义不扎尼所统为兀者后卫，等等。与此同时，1403年，明成祖又派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等前往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方招抚女真等部落。次年返回时，有“野人”头目把刺答哈等同来朝明，明以其所领置奴儿干卫，任命把刺答哈等4人为指挥同知，古胪寺为千户所镇抚，发给诰印、冠带、袭衣等。随后，散居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一带的女真诸部相率至京朝贡，明嘉其“向化至诚”，乃视其情况分置卫、所，仍由其统率，“听其种牧，飞放败猎，俾各安其生”。
1409年（永乐七年），奴儿干地方的伏里其等卫首领忽刺冬奴等65人朝明，言其地重要，请立“元帅府”。明允其请，决定在黑龙江下游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地方，设立奴儿干都司，任命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统其众，并令“岁贡海青等物”，复元置狗站递送。1411年（永乐九年），明廷特派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千余人，以巨船25艘满载各种物资，至特林地方开设奴儿干都司。先是，开原以北地区归附的女真人愿迁辽东地区居住，明于1409年设立安乐、自在二州（原皆设在开原，后分别在开原、辽阳）以居之……奴儿干都司建立后，明又在黑龙江流域等地设立了许多卫所，至正统年间（1436—1449），都司统184卫（包括福余、朵颜、泰宁三卫），20所；到万历年间（1573—1620）达384卫，24所，站和地面各7，寨1。从而使所有女真部落，都纳入了卫所管辖之下。这不仅标志着所有女真分布地区都已纳入明朝版图，而且促进了女真与汉族间的交往，主要表现在：
政治方面，女真人需按明朝规定，定期纳贡，听从调遣，负责守边，重大行动请示，违犯明朝法律要治罪等；明廷有权任命各卫所首领，有责任帮助女真内部解决纠纷，扶植受到外来攻击的部落，奖赏从征与平乱等有功人员等。以纳贡为例，按规定，凡建立卫所的女真人，必须按期贡方物，无故不来贡者要治罪，欠贡者要补纳，《明实录》中就记有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忽鲁等卫女真人补进万历二十九、三十年贡马410匹的记事。明有关女真纳贡的规定，后来虽作种种限制，但总趋势是交往越往后越多。早在永乐初期，明成祖曾敕谕辽东边官对女真各部来贡勿加限制，“悉听其便”，并令对所贡方物，“悉厚直（值）酬之”。及至15世纪中叶前，因明政治日趋腐败，财政拮据，蒙古等族时有骚扰，于是，明廷对女真诸卫的贡品、年来次数、每次人数、来贡日期和时限等，都先后作出限制，令不得违反。而女真各卫以要求增设卫所增加入贡人数等方法进行抵制，反而人数日趋增加。如1470年（成化六年）以前，诸卫入贡者不过八九百人，1472年以后增至1200余人；至1513年（正德八年），仅是年六月就有忽石门等6卫500余人“来贡马”，海西女真祝孔革部等2000人“入关，各修职贡”。
经济方面：更是越来越频繁，交流渠道有三：第一，纳贡与回赏。女真人按期向明纳贡，明廷给来贡者回赏，起着女真地区与内地间的经济交流作用。女真诸部的贡物不尽相同，归纳说，有马、貂鼠皮、海东青、大鹰、皂雕、白兔、黑兔、黑狐、呵胶、海螺皮、海獾皮、殳角（即海象牙）、好刺（即各色鹿）、豹皮等。明给女真来贡者的回赐与赏物，主要为彩缎、各种绢和布、各色红丝衣、鞋、袜等。《大明会典》载，嘉靖年间，明按例赏给来贡者：都督每人彩缎4表里，折纱绢2匹；都指挥每人彩缎2表里，绢4匹，折纱绢1匹，各织金纻丝衣1套；指挥每人彩缎1表里，绢4匹，折纱绢1匹，素纻丝衣1套；以上鞋袜各1双：千百户、镇抚、舍头目人，每人折衣彩缎1表里，绢4匹，折纱绢1匹；奏事来者，每人红丝衣2件，彩缎1表里，折纱绢1匹，鞋袜各1双。仅依这个规定中赏给最少的“奏事来者”的物品，与万历年间限定，海西女真每年朝贡只准1000人，建州女真500人计算，则1年输入海西、建州女真地区的纻丝衣就有3000件，彩缎1500表里，折丝绢1500匹，鞋袜各1500双。再看回赐物，依嘉靖年间规定，例给贡马每匹彩缎2表里，折纱绢1匹；貂鼠皮每4张给生绢1匹，零者每个给布1匹。仅依前面提到的忽鲁等卫补欠两年贡马410匹，以贡马数推测即知，明一年给女真诸部贡马的回赐物，就比赏物的数量大。可知通过这一渠道，汉区生活用品输入女真地区的，数量就十分惊人；而女真人的各种土特产品由这一渠道输入汉区的数量，虽无具体记载，但数量很大也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纳贡过程中的交换。女真诸部首领赴京师朝贡，一般都随带很多土特产品，在京师交换。明廷先规定，来朝者在纳贡受赏后，可在街市买卖5日，后来改为许与会同馆开市3日或5日。这一渠道的物资交流数量也不少，史载万历年间，带到京师接待来贡者（主要是女真人）会同馆的“行李”，多至千柜，少亦数百。女真人主要用土特产品交换“布绢瓷器”之类的生活用品，也千方百计购买“违禁”货物。为了交换，他们常不按规定的日期返回，有的甚至拖延旬月。海西和建州女真的朝贡者，还在返回途中常以所得“彩币”或驽马，沿途与汉人交换耕牛及铜铁器皿。
正是由于向明纳贡女真人不仅能得到很多赏赐物，而且又能交易到各种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所以自明中叶起，女真诸部常向明廷要求多设卫所，增加入贡人数，否则就兴兵到汉区大肆杀掠；而强部之间展开了对入贡凭证敕书或印信公文的争夺和兼并。
第三，马市贸易。马市之设，始于1406年（永乐四年，一说在三年）。是年，明在开原、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两地设立马市。广宁为与蒙古朵颜三卫互市之地，开原是为与女真人互市而设。开原互市场所有两处，一在城东，一在南关，后者又主要是接待海西女真的。1464年（天顺八年），增设专接待建州女真的抚顺马市，于是开原两处马市遂成了海西和东海女真的交易场所。1588年（万历十六年），又应建州女真的要求，开设清河、暖阳、宽甸3处马市。最初，女真人至马市，主要是与官方买卖，待官方买足所需马匹后，方准与“诸人为市”。然马市的这种性质，到了明代后期，实际已成了女真诸部与以汉族为主的民间交易场所，明政府的买马人员变为管理市场的官员，负责“抚赏”和“抽分”（征收入市货物税）。随着马市性质的变化，对原来的严格规定也被冲破。
1478年（成化十四年）曾规定，开原马市每月初一至初五日开市一次；到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已不是每月一次，而是大约每隔三四天一次；至20多年后的万历初年，则每隔一二天就开市一次，有时三四天连续互市；入市的女真人，少则数百，多至千余人，有一次竟达2237人。女真人入市货物，起初主要是马，从辽东残档中可以看出，后来变为主要是貂皮和人参等采集品，并且越往后，人参、貂皮越占显著地位。女真人用这些狩猎和采集品，换取汉区的布匹和铁铧等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辽东残档中记载有接待海西、野人女真互市的开原北关和广顺关，在1583年（万历十一年）七月至九月和次年一至三月这6个月内交换货物的品种、次数和数量。能分清属女真卖给汉人的有：人参、18次，3619斤；马，18次，175匹；貂皮，18次，4734张；狐皮，18次，577张；狍皮，16次，761张；珠子，8次，32颗；蜜，7次，1460斤；蘑菇，14次，3740斤；木耳，12次，762斤；还有鹿皮、豹皮、棒子等若干。属汉人卖给女真人的有：铁铧，19次，4848件；牛，18次，497头：锅，16次，354口；袄子，15次，234件；羊皮袄，9次，397件；水靴，14次，203双；缎子，10次，58匹；绢，4次，6匹；还有木锹等若干。不能分清哪方买卖的有：羊，13次，213只；羊皮，13次，1743张；驴，10次，23头；猪，4次，11头。此外，半年中来互市的女真人还得到明朝“抚赏”的布1055匹，锅1669口；盐3230斤。如此广泛和数量极大的交易及抚赏物，不但使双方互通了有无，丰富了人民的生活，而且促进了社会发展。特别是对于女真人，这种经济交流尤为重要，故明朝常对不听约束的女真部落，用停止互市使其困乏，以示惩罚。
女真人与明朝及汉族的政治、经济交往，已如上述。但在司一时期内，也存在着女真与明朝经常发生冲突的事实。据载，1429年（宣德四年），海西女真“始入寇”。；1449年（正统十四年），蒙古瓦刺部首领也先攻北京，一部分海西、建州女真上层乘机“蜂起，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明廷为了保护汉区不受女真和蒙古诸部的侵扰，遂在东北地区有“边墙”之设。边墙的修筑，加深了兄弟民族间的隔阂。事实上，无论是海西女真早先的“入寇”，还是后来建州女真的“叛服不常”，究其原因，一是女真贵族对财富的贪欲；再是明朝的腐败及辽东地方官吏在马市上及接纳女真朝贡过程中，对女真人敲榨勒索，以致激起广大女真人的不满，并起而反抗，愈演愈烈。但这在封建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是多民族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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