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第一节白蛮与大理国
一、大理建立前云南地区的政治局面
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在云南地区盛极一时的南诏奴隶制度，由兴盛逐渐趋向衰落。在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表现得更加突出。
897年，在广大奴隶和农奴不断的反抗斗争中，南诏国的权臣郑买嗣，指使南诏国王的近臣杨登杀死了隆舜王。
902年又于杀死了南诏皇室的最后一个国王舜化真，并杀戮蒙氏亲族800余人，夺取了政权，建立“大长和国”（902—927）。
“大长和国”的建立者郑买嗣是南诏清平官郑回的第七代孙。郑氏原为汉姓，在唐朝天宝年间南诏进攻雋州时被虏入洱海地区，充任南诏国王室官员。后郑氏家庭逐渐衍变成为滇西白族中的显贵。由于“大长和国”是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变建立起来的，奴隶主旧势力在社会上仍然具有较深的影响。909年郑买嗣死，子郑仁旻继之。旻在位17年，政治上毫无建树，还于914年发动了进攻四川的掠夺战争，后遭到挫败，损兵折将，数万无辜死于非命，进一步激起了各民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926年郑仁旻死，由郑隆亶继位。但这个郑氏第三代王在位仅两年，剑川节度使杨干贞便利用人民的不满将其杀死，灭了“大长和国”。
杨干贞杀郑隆亶后，扶持清平官赵善政为王，建立了“大天兴国”（928—929）。
赵善政才当了10个月的国王，杨干贞又迫不及待地废弃了这个傀儡，自立为王，号称“大义宁国”（927—937）。
杨干贞称王后，不但没有把南诏末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起来，而且他为人“贪暴特甚”，激起朝野怨恨，不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也愈演愈烈。广大奴隶和农奴，为反抗压迫掠夺，纷纷起来斗争，提出“减税粮”、“宽徭役”。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潜往滇东地区组织力量，联络滇东的“乌蛮”37个部落和各派地方势力，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的许诺，答应在当国王后减轻各种赋税徭役，释放奴隶，从而争取到人民的支持。在石城（今云南省曲靖市）会盟誓师，以白族封建贵族董迦罗为军师，于937年二月，举行大规模的联合起义，挥师大理，所向披靡，推翻杨干贞的“大义宁”政权，建立了封建农奴制的大理国。
从902年郑买嗣建立“大长和国”到937年杨干贞建立的“大义宁国”灭亡，仅仅36年间，即发生了三个小王朝的更迭。这是因为三个政权的社会经济性质基本上同属于奴隶制的余孽，从根本上讲，它们都不适应白族封建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的迫切要求，阻碍了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还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尚未被消灭的部分“乌蛮”奴隶主的势力，仍然影响着各个小王朝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致使南诏末期普遍存在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各村社农民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被统治民族与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等等，在王朝更迭初期，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缓和之后，又重新尖锐起来。加之，三个小王朝的统治者本身“暴虐无道”、“中外喊怨”，从而加速了本身的灭亡。
二、大理国的建立及其封建农奴制
段思平为云南大理白族人，少年时代“甘贫度日”，生活很清苦。在反对“大义宁”政权的斗争中，“凡牧牛、牧马、鸡鸣、犬吠等处，皆云段思平将为王”。说明民间是拥护段思平的。与此同时，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和“东爨乌蛮”三十七部的首领们亦均表示支持他。
段思平取得政权后，改国号为“大理”。他吸取了前三代小朝廷郑、赵、杨氏统治时期的经验教训，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治理国家。首先为废除奴隶制的苛政，“更易制度，损除苛令”，清除了原“大义宁”政权中的维护奴隶制势力的顽固派，停止了旨在掳掠人口的掠夺性战争。对罪大恶极者严加惩处，表彰贞良，抚慰百姓。
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制，段思平还大行分封亲属和臣属。如938年，封董迦罗为相国，封高方为岳侯，分治成纪（今记胜）、巨桥（今晋宁）、鄯阐（今昆明）；封爨氏于巴甸（今建水）等。对三十七部首领也加以特别封赏。《滇史》载：“思平之得国，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即加恩三十七部蛮，颁赐宝印，大行封赏。”如封“乌蛮”（今彝族）首领阿而为罗婺部长（今武定、禄劝）；封“些么徒”（属彝族）首领于河阳（今澂江）等。
除上述分封外，对段氏族人则分封于“关津要隘”和“富沃之区”，替大理国王直接进行搜括和对各领主进行监视。被封的大、小农奴主，在其封地内，享有“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特权。为了扩大地盘，还经常兼并其它民族或部落的土地。在占有土地之后，有的把农奴们赶到别的地方去，有的则把农奴变为自己的耕农，再以田赋、地租、劳役、贡纳等各种手段，剥削和压榨他们。这些自耕农被固定在土地上，跟领主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各个大大小小的领主，设有许多私庄，大理国王的私庄名为“皇城”。私庄可继承，如武定、鹤庆、泸水、禄劝等地方的领主私庄，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在领主私庄内劳动的农奴，要抽出自己大部分劳动时间，用自己的耕牛农具，为领主耕种。各方领主和部落酋长每年必须向大理国王进贡金、银、犀、象、罗绮等珍贵宝物。领主之间常常相互攻伐，征派农奴和农民的劳役来广修城堡。在大理国王和层层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各族人民过着十分凄惨的生活。一百多年前，部分地区还保有“死手权”（“吃绝业”）、“初夜权”，甚至还有屠杀广大农奴和农民的“杀人坪”。上述历史遗迹，是大理政权统治下农奴们凄惨生活的剪影。
段氏建立的大理国，疆域大体与南诏时期的版图相同。东至普安路横山（今贵州省普安县），西抵缅甸之江头域（今缅甸杰砂），南达临安路之鹿沦江（今越南菜州北部的黑水河）、北临罗罗斯之大渡河。段氏将南诏末期陷于分裂状态的各民族地区又统一起来，形成为西南地区事实上的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所不同的是，南诏国的统治集团系以彝族为主，而大理国的统治集团是以白族为主。
大理国下设有首府、都督、节度。首府是大理；所设都督是通海（今通海）、会川（今会理）；设节度的是永昌（今保山）、剑川（今剑川）、弄栋（今姚安）、银生（今景东）、拓东（今昆明市）和丽水（今缅甸达罗基）。后来又取消都督、节度建制，除保留首府外，下设八府、四郡、四镇。八府即会川（今会理）、建昌（今西昌）、谋统（今鹤庆）、统矢（今姚庆）、腾越（今腾冲）、鄯阐、威楚和永昌；四郡即石城（今曲靖）、秀山（今通海）、东川（今会译）、河阳（今澂江）；四镇即蒙舍镇（今巍山）、镇西镇（今盈江）、成纪镇（今永胜）和最宁镇（今开远）。此外，在被统治范围内的其它各民族的部族和部落，则直接受各府、郡的管辖，并任命土长为首领，实行羁縻统治。
三、大理国的经济情况
大理国的社会经济比南诏国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农业上突出地表现在重视水利建设和扩大土地开垦。当时在洱海地区修筑了不少水利工程，比较著名的有品甸、云南（今祥云）的段家坝蓄水和青湖蓄水，“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赵州（今凤仪）的神庄江，“灌田千顷，以至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白岩（今弥渡）的赤水江蓄水库，使农业生产出现禾麻蔽野、岁岁丰收的景象。水利的兴修，改善了耕作条件，为扩大耕地面积提供了前提。从而使居民辏集，人口增加。
1074年，四川峨嵋进士杨佐受政府委派前往云南买马，抵统矢府（今姚安）一带，目睹有不少人正在开荒种地。从统矢府又到洱海，沿途所见当地的农业生产，无论耕作技术或粮食产量，已同四川农业发达的资中、荣县等地水平接近。
在畜牧业生产方面，大理饲养的马匹“为西南蕃之最”。从北宋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匹马通过“罗殿”、“自杞”（均在贵州）售于宋朝。岳飞同金人交战，所需战马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大理。马匹多为白族、彝族劳动人民畜养。除马以外，牛的饲养也很发达，当时到过大理国的内地人，都惊叹这里“牛马遍点苍（山）”。
大理国手工业最突出表现在冶金方面，闻名全国的“大理刀”，它是输入内地的主要商品之一。其锋利程度，被誉为“吹毛透风”。冶铜技术比南诏国时也有提高，大理国贵族大量制造铜佛像，其造型精致美观。
其它精美的手工业品也获得内地的好评。用象皮制造的甲胄，式样精巧，质坚如铁，刀箭不易穿透。《岭外代答》说，“苟试之以弓矢，将不可彻，铁甲殆不及也。”所制披毡、马鞭、鞍辔等驰名中原，销路颇广。大理人也长于漆雕，雕刻的漆器，图案精细，玲珑剔透，直至明代还视为珍宝，被誉为“宋剔”。元、明两代的宫廷漆匠，很多是从云南大理国征召去的，有“滇工布满内府”的美称。这些高级漆匠的技艺，都是从大理国时期继承和发展下来的。
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以大理城为中心，西至身毒国（印度），东南抵交耻（今越南），南临大海，分别同印度、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波斯（伊朗）等国家进行贸易交往。与中原的贸易有西川、邕州两条道路，其中又以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横山寨的互市榷场最为繁荣。当时输往内地的有大理刀、甲胄、披毡、鞍辔、马鞭、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贵重药材，还有马、羊、鸡等畜禽，而尤以马为大宗。大理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汊文书籍、缯帛、磁器、沉香木、甘草和各类奇巧的手工艺品。内地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的传入，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经济的繁荣。由于商业发展，作为与内地经济联系的中心鄯阐城（今云南省昆明市）已发展成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被马可波罗誉为“城大而名贵，商工颇众”。此外，还有大理、威楚、永昌等商业城镇，以及围绕这些城镇而形成的一些定期的农村集市贸易。
四、大理国的文化和宗教
大理国统治下的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大理国文化可以洱海地区主体民族的白族作为代表来加以介绍。
《蛮书》云：“言语言、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即是说，从语言上看，白族语言跟汉语最为接近，蒙舍诏彝族的语言差别大一些，其它民族的语言差别就更大了。
白文是否存在，至今仍看法不一。巍山一带发现的南诏字瓦，上面刻的文字有：、、、亏，究竟属哪一种文字，尚无定论。纳西族学者方国瑜认为：“文（指白文）之书，今不得见，然从前人记述，知为汉字写音，……即用汉字记焚音，称之为文，非别有一种文字。而语中汉语成分较多，故所谓文，其同汉语者，写汉字，解义。”。如《蛮书》中记载永昌（今保山）、洱海地区白族商人的诗歌：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秋时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其中的“穹赕”、“络赂”是白语，“穹赕”即怒江坝子，“络赂”即资金。
大理国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很深，今存大理国时期的许多碑刻，如大理《赵氏墓碑》、姚府《兴宝寺德化碑》、《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等，全是用汉文撰写的。碑文措词生动，镌刻细腻，堪称碑刻之上乘。许多清平官、诗画兼通，极有文彩。如白族杨奇鲲写的诗可与汉族名家诗句媲美。诗句有：“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猿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再留停。”隽永可诵。
大理国统治者为了发展封建文化，还专门派人到内地购买经、史、百家和医药、历算等书籍，而且数量很多。后来，内地一些重要书籍，由于五代时动乱丧失了，元朝征书，便是从西南地区找到了不少。如唐太宗亲撰的《帝范》一书，计12篇，在五代动乱中，有的丢失，有的残缺不全，是自族人响应元政府的征书号召把它献出来，得以完整地流传于后世。
大理国的雕刻绘画，在南诏国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剑川著名的石宝山石窟浮雕，有一部分就是大理国时期最后完成的。昆明古幢公园的石幢浮雕，是大理时期的代表作。石幢高7米多，七层八面，下宽上窄，呈八角椎形。上面雕有许多寺字楼阁和众多佛像，最大的天王像高约1米，最小的佛像不足3厘米，佛像大小姿态各异，表情生动逼真，造型优美，刀痕遒劲，巧夺天工，可谓西南地区古代艺术之珍品，日本人把它称之为中国古代“绝无而仅有之杰作”。
在绘画方面，大理时期已出现了世代相传的专业画工。他们在洱海的佛寺中，绘制了瑰丽的壁画，迄今留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专业画工张胜温作的《大理梵画长卷》，又称为《张胜温画卷》，高0.33米，长16余米，134开，计628个佛面，线条工细，色彩鲜明，形象栩栩如生，明人誉为“绘事精致，金壁辉煌，耀人耳目，瞻对如生，足与顾虎头、李伯时相颉颃”。清高宗弘历也称赞它“傅色涂金，并极精彩”。
1944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将此画在重庆展出，哄动一时，为稀世瑰宝。
佛教在南诏国时传入云南，至大理国时普遍流行。它取代了原始的巫鬼教而成为正宗。大理佛教主要是瑜珈密宗。僧侣被称为“师僧”。在佛堂中教儿童念佛经。一些大理国王在失意时，甚至禅去王位而皈依佛门为僧，如段氏22传，竟有8人走入佛门，在中国历史上均属罕见。白族封建主的子弟出家当和尚的也很多。文学作品中，多引用佛经成语和典故。一切雕刻、绘画、音乐艺术、民间传说等，无不渗进佛经的内容。白族知识分子则多自称为“释僧”，攻读佛经和儒书之后，由大理国设科选士通过而被任命为官吏。大理国的统治者好佛、崇佛，段思平天天拜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对佛教在云南地区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普遍流行，使佛儒结成一体，当时儒生无不崇奉佛法，僧侣也必诵读儒书。所以如此，是由于儒家宣扬的“德治”和“仁政”，实质就是讲“贫而无怨”、“富而不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同佛教粉饰太平，用忍受苦难和侮辱的不抵抗主义来宣杨“成佛”的说教是一致的。在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佛教从维护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解释这种不平等，正好跟儒家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伦理道德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