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耸耸肩，叉起一块鸡肉送进嘴里。“你早该去了。我告诉你：七年。这段时间足以耗光所有人的激情。”

“你认为绑架和敲诈组是我该去的地方？”

我以前已经问过他这问题，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只是想拖延点时间罢了。

“我告诉你：更小的压力；更多的案件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还有，上司是个不错的家伙。”

我伸过手去，替他把沾在胡子上的玉米饼碎屑掸掉。

“没有了我你会做些什么呢？”

“带着淫欲疯狂追逐别的娘们。”

“你真的这么想？”

“安娜，我能像读一本书一样地读透你。”

“你完全能，”我对他说，“你是最适合于婚姻的男人，我知道。”

“尤其适合于你。”

我喝光了啤酒，当女招待走过来时，我另要了一杯冰茶。

“看看你，”我对着我的拍档嚷道，“你能不能把你的眼睛从她那该死的短裤上拿开。”

“它们是什么做的？我想那是鲸的表皮。”

咯咯地笑着：“只不过是因为我要离开你了吧。不要再装作‘你是我的全部’之类的样子。”

忽然间唐纳多好像对我们之间的小**感到厌倦了。他总是这样。一会儿变得很严厉，或者抱怨他三十岁的身子，说那些工作原应该是青年人玩的游戏。事实上他有三个孩子，他的心急是系在他们身上的。在这条感情线上维系的是一个父亲的职责，常常超过了做特工的范围。他至今仍宣称在这两个部需要献身和全副精力的角色中，人们常常只可能选择做一个。你可以看到，现在疲惫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全身。

“安娜，你是个出色的特工。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嗨……”我有点局促不安，话似乎要被噎往了，但还是说了出来，“一切都是你教我的。我想这次也要特别感谢你。”

我们都望着别处，感到尴尬，目光捉到了吧台上方的电视节目，就都盯着看，直到帐单送过来。他付了帐，我们就离开了，回办公室的途中给罗莎琳挂了个电话，下午余下的时间就在考虑，为我何以会调升到c―1，绑架和敲诈组去打一番有说服力的口饰。

就在我正打算离开，6点半去游泳的时候，接到了lapd罗思警探的电话。

“安娜？是约翰。”

他等着。我也一样。

谨慎地，“这几天你在哪儿，约翰？”

“维尔希尔分局，执行组。”

又是沉默，我听见他紧张的呼吸，不知说什么好。

“你一定是个忙人。

“我认为你才是。”

“只是希望过得有点意思。”

我站在那里，游泳包的背后带挎在肩上，准备好走的。卷曲的电话绳已经被我拉直了，离开桌子远远的。在学校里他们教我：紧张和身体放松是同一种身体的反应。现在又听到了约翰・罗思的声音，其反应并不亚于，用他们的例子来说，一个带着滑雪面罩的人突然跳到了你眼前。

“我现在正在处理一桩两周前发生在圣莫卡尼大街的杀人案。一个名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拉丁血统女性。除了两个未成年者没有直系亲属，但是邻居说受害者跟一个叫安娜・格蕾的fbi特工有关系。”他用音乐腔补充道：“应该是你。”

紧张：“也许是。”

“所以，很对不起，这是一个不幸的电话。”

“用不着说对不起，我甚至不认识那个死者。”

电话在把我往回拽，我坐了下来，话绳松弛，游泳包也顺势滑落到地板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恰恰是你接手这案子。”

“我知道。”

当约翰・罗思和我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间那瞬息的、充满魅力的默契大为惊奇，就好像经受着从环礁湖中流出的神秘水流的冲荡，令平日的乐趣大为失色，那种欲热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是如此的有创意如此的和谐如此的令人心旷神怡，以至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应该制作一盘完整的录相带，或者是给艺术家做**造型的模特；我们常常对着镜子自我陶醉，或用爱称“约翰”和“约河”彼此挑逗。

而现在，一年过去了，似乎一切也随之碎了焚了。也许我们还都认为――这使我怀有一种冷冷的恐慌――我们之间的联结在某种程度仍然存在，也许上苍会以一种奇怪的、不曾预料的方式重新把我们连到一起。

“在平常我们会遇到很多死人，”约翰说。

我神经质地大笑，他似乎受到了鼓励。

“我没有用警线打电话，因为我想你也许想把这件事查出来。”

“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位小姐曾坚持――”

我突然间感到一阵惊搐，脚好像有思想似的，自个儿“沓吧，沓吧”地颤动。

“听着，约翰，它很怪诞，它很滑稽，不管它是什么，但是它已经结束了，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我也确实不想招惹麻烦。所以，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我得走了，我得参加个会。”

我挂上电话，一把抓起熟悉的尼龙手把，包很重，里面放着橡皮脚掌、手浮板、折叠式头发干燥器，以及一个装着几瓶香波和保湿霜（瓶子很旧，字迹都磨掉了）的网袋。钻出“牛栅”，我试图集中精力去想象在那个五十码的池子里拍击水面、伸展身体的感觉该是多么的好啊，当疲劳消除时，恐惧也会驱散；1外小时结束后，我就将彻底忘掉约翰・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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