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同事，两个专家，在安全的地方，跟他谈起话来就要容易得多，我也知道这往往是事情的一方面。

“有什么毒品的证据吗？”

“没有。但是，哪两个原因会导致一个妇女在大清晨五点钟外出到圣莫尼卡大街呢？交易毒品或者哄骗钱财。”

“典型的性别歧视的假定。”

“我是。”

“别废话。”

“那女人古特瑞丝和我们搭上了，发誓说受害者和在伟大的fbi的安娜・格蕾有亲戚关系，还说她还有证据。”

“什么样的证据？”

“yonose，但在我这精密的大脑里已大致理出了一条思路：如果奥尔瓦尔多真的做了那些事，那帮坏小子就有足够的理由要她的命；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个雷子……他们准***明白，这儿会有什么附带的后果。”

“我可要感谢他们的挂念。”

然后，我清楚地听见他吸了一口大麻烟，满嘴含糊道：“放松，安娜。你会高兴地知道我正全力为我们的女警官追查杀人凶手。”

我害怕的是什么？

那时约翰・罗思一直没有停止打电话给我，直到我用法令威胁他。几周以后我发现一块浸满血的止血巾挂在我的起居室门口――甚至傻子都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约翰说他已找了另一个女人。我没有直接面对他，也没有证据说是他干的，只是换了门锁并且不再约会任何男人。

“我为你俩感到高兴。”

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住在北好莱坞的一幢公寓里。在这里你甚至没有办法走上阳台。不过装修倒是很地道，只需加上一个劣质熟铁的火炉和几盏西班牙式样的吊灯就可以把这个橙色的灰粉房盆子变成中美洲庄园。这种房子是典型的西海岸建筑，设计成歪歪斜斜地四边形，底层是敞门车库，每个人的窗户一打开就对着别人的窗户，中间那块空块上也是充满了各种人声的嘈杂声和回音，有人把一辆自行车插放在他的窗户和窗底下的黑色金属装饰之间，不用说这是在三楼――否则，这辆自行车早就被清洗得只剩个骷髅架了。

星期一早晨周围没有人。我穿过几扇扭曲了的铁门匆匆走进门廊，那儿挂着一个像是人体气管一样构造的雕塑，在我头上。没有上电梯，谁知道里面潜伏什么东西，宁愿辛苦地爬那两段铁梯。

房子里弥漫着一股味儿，像是大麻烟卷的喷雾或者油煎鱼。铺在脚下的地毯是巧克力色的，又薄又贱的那种；如果你没踏稳地毯，你就可能跌倒在小孩身上――有五、六个，在两个小房间里乱跑。

“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住这里吗？”

“是的。但现在是我住这里。”古特瑞丝夫人披着一件纺织粗糙的豆绿色方格呢披衣，招呼我坐到沙发上去。你会发现你现在置身于“提国那”那种十二美元一小时的野店房里。

“你和维奥莱塔住在一起？”

“不，我在楼上有一个单元。只有一间房，我打电话给房东问过我是否可以住下来。”

古特瑞丝夫人点燃一支香烟。她很丰满，发型很奇怪――耳鬓的头发剪得很短，头发梳得高高的，然后散落在肩上，有点头披巾的效果。穿着一件黄色的无袖上装，对她略胖的身体毫不加以掩饰，扎着皮带的短裙下露出裸着的粗壮的大腿，脚上抹着指甲油。

“所以维奥莱塔死后，你就占有了她的房间。”我观察着她的反应。

她点点头：“我立刻打了电话。很多人都想得到它。”她对自己做了一个聪明的举措感到十分满意。她是胜利者。

“那些是维奥莱塔的孩子？”

“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在别的屋里。我得靠白天照顾小孩赚点钱。以前在圣萨尔瓦多，我在一家大饭店里主管厨活。我有一间漂亮的白房子，丈夫和两个男孩――全都在战争中被杀了。”

“我很抱歉。”

“在这里我没能找到那样的工作。所以只好给有工作的父母照看孩子。”

他们看起来很干净、健康，一个个正在忙于玩着一些早已磨破的玩偶和缺损的积木。我开始觉得有点心酸。这时古特瑞丝夫人站起来，用西班牙语念叨着什么，从角落里我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制婴儿床上抱起了一个婴儿。

她在一张牌桌上给婴儿换衣服的时候，我站在原处，观察墙头那幅日本印制的火山画，一面开始猜测分析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简简单单的东西：没有吸毒者、没有掮客、没有虐待婴儿、没有惊挛。

古特瑞丝夫人抱着孩子靠在肩上，轻轻地拍打着。“我很高兴见到你。”她说。

“我来只是要告诉你不要再说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是我的堂妹。”

那女人把孩子放回小床，打开一个木质大衣柜的抽屉，取出一本折叠了很多页的小开本黑色《圣经》。她把缠在上面的橡皮筋拿掉，小心地套到自己手腕上以防失落，然后从书里取出一张白色的工作名片，递给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那是事实。”

卡片上用烫金的黑体字慎微地写着：联邦调查局，安娜・格蕾，特别行动处。下面附有我们维尔希尔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她有一百种途径可以拿到我的名片。”

古特瑞丝夫人用涂成红铜色的指甲指着说：看看那一面。”

翻过来我看到几个字“移民和国籍管理局，北洛杉矶30o大街，213―894―2119”，是我亲手写的。

“当维奥莱塔第一次到这个国家时你把这个给了她。”

“我确实不记得了。”

“是七年前。”

古特瑞丝夫人用手按住她的胃部，一面满意地点着头一面搓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