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是你的丈夫？”

“我的拯救者，”一个恍惚的微笑暂时代替眼泪，“我亲爱的朋友。”

“依贝哈特大夫写过药方吗？”

“是的，他写过。”

“你是在哪里拿到药方的？”

“马斯大街的柏药店。”

“好极了。”

沃克尔说：“我会把它找出来。”接着划了一个着重号。

“你上瘾了吗？”我问，“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是想你还是不可能停止眼药的？”

“是的。”

我盯住她的眼睛：“那么你是如何停下来的？”

“阿伦帮助我，他一直呆在我的身边。”

“克劳迪娅，你认为既然依贝哈特大夫知道它们是危险的，可他还要给你开这些毒品，那是为什么？”

“我很沮丧，我受的伤害是无法愈合的。也许他以为我给他制造了许多麻烦。”她站了起来，“我还是带孩子回家的好。”

“天变冷了。”沃克尔附和道。

“几周以后我们会再来取你的作证书，”我对她说，一面向大门走去，脚已经麻木湿冷，就像两段木柱子。“然后我们还可能请你飞往加利福尼亚去指证依见哈特大夫，当然是由政府出资，你同意那样做吗？”

“我内心里那个愤怒的女人等不及要上那趟飞机了。”她微笑着说。

我关掉了录音机，也冲她笑了：“带着她一块儿去。”

沃克尔和我跑向哈佛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因为他们修建这个广场要求只能徒步穿行，车辆禁止通过，所以我们的车都停在三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学生群和无家可归者看起来都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我的回程飞机几小时以后就要起飞，而我仍然需要见一下依贝哈特从前在医院的上司。

“太冒险了。”沃克尔喘着气，“为什么我要排除考虑在第一个地点呢。他应该就守在话筒旁，等着你告诉他你马上见他。”

“我会抓住这个机会。”

“真是很傻，我们把凡・何文小姑娘弄得太累了。”

“直到我们证实她的故事之前，她不算太累。”

“我们出去后到机场吧，去找点吃的。”沃克尔很坦白准备退出了。毕竟，现在已经过了中午，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喝我们今天的第一杯“流血玛丽”。

一个中年妇女在收费电话前放着一个帆布背包，上面写着：救救树木。在那女人移开她的手套之前我就抢上前去，从挂钩上抓起话筒，那女人却猛然转向沃克尔道：“我带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回家，否则他们会活活剥了我的皮，你明白吗？”

阿尔弗需德・拉诺严大夫，矫形外科全体职员的头儿，很乐意同我们谈，但是四十五钟后他就有手术安排。没问题。我们调回我们的轿车，“野嘴”能干地论证着他是如何得到他的姓名、一面领着我风驰电掣般地穿越波士顿大学桥，到朗坞大街。我注意到在波士顿的人行道上的许多地点，都有马蹄印迹嵌入其中，这一定是保罗・瑞威尔和他著名的坐骑经过的地点；好的，现在他们也应该留下些疲惫的车迹来纪念我们了。

拉诺严大夫在心脏病看护区的护士站等我们：高个头，鹰钩鼻，修剪过的黑色卷发，热情的棕色眼睛，略有些偏白的棕色皮肤，在浆过的白色工作大褂下面他打着一条红色的丝质领带，并没有印第安人口音，而是一口很有修养的牛津英语。他身上有一股湿润的英国春季期间那种紫丁香的香味。

“一定是严重的事件才惊动了联邦特工。”话音从他的肩头传过来，他领着我们穿过病房区和iv室一直往走廊的尽头走去。

没有时间讲客套话。

“依贝哈特大夫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给病人开了许多麻醉性的药品？”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

“他不曾越权处理？”

“当然没有。”

沃克尔：“在他的被雇用的时间里你是否注意有失踪？”

“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

医生来来回回盯着我们看，似乎这一串提问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沃克尔故作悲哀地朝我耸耸肩就转向窗户了。外边正有一辆有轨电车穿越浓密树荫下的空间。

“你是否还记得一个名叫克劳迪娅・凡・何文的病人？”拉诺严大夫摇着他讲究的头。“三年前。”我有些焦急地提醒道，“她被一辆轿车给撞了。依见哈特大夫负责看顾她。”

“我可以找出记录。”

“那太妙了。”

“你看起来很着急。”他友好地说，“为什么不问我你真正希望知道的事？”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是否拉诺严大夫愿意离开他的妻子和十四个孩子跟我住到南肯色顿去，但我问道：“在阮德尔・依见哈特的行为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令你相信他可能在剥削病人？”

“剥削他们？”

“越权开出麻醉剂，使她们上瘾。特别是妇女。使她们不得不依靠一个像他这样的医生。”

“太荒唐了。”

“为什么？健康保护的诡计可是一门一本万利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