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丽梅的右手，再一次，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这一次，比刚才更明显。幅度依然不大，但持续的时间，似乎长了那么零点几秒。她能清晰地感觉到，从指尖到手腕，那一片皮肤下的肌肉，产生了一阵轻微的、不受控制的痉挛。甚至带动着她平放在纸面上的、修长白皙的手指，在光洁的纸面上，轻轻地、几乎无声地，刮擦了一下。
她的呼吸，在那一瞬间，有极其短暂的凝滞。胸口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不重，但很突然，带来一种微妙的、类似心悸的、空落落的感觉。
她猛地将手从纸面上抬了起来，动作有些突兀，甚至带着一丝她自己都未察觉的、近乎防卫的意味。她的手悬在半空，五指微微收拢，然后又缓缓松开。灯光下，那只手依旧白皙，修长，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涂着透明的、泛着健康光泽的护甲油。这是一双养尊处优的、属于成功商业女性的手，掌控着数十亿的资产，签署着足以影响行业格局的文件。
但此刻，这只手的主人，却因为它刚才那两次不受控制的、微小的颤抖，而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和一丝更深藏的、连她自己都不愿去探究的……什么。
她盯着自己这只手，看了大约两三秒。眼神锐利，像在审视一个出了故障的、但必须立刻修复的精密仪器。然后，她深吸了一口气，非常深，让空气充满肺部，再缓缓地、彻底地吐出。随着这个呼吸，她脸上那细微的波动，眼中的锐利，以及那只手悬在半空的僵硬，都迅速消失了。她的表情重新恢复了那种滴水不漏的平静，手也自然地下垂，重新落在了椅子扶手上，只是这次，手指微微蜷起，指尖抵着冰凉的皮革。
她不再看那份报告。目光转向台灯旁那个小小的、设计极简的电子时钟。深夜十一点四十七分。
书房里重归绝对的寂静。只有她自己平稳下来的、几乎听不见的呼吸声。
但刚才阅读时，脑中自动生成的那些画面——低矮破败的平房，绝望哭泣的妇人，瘫倒呜咽的男人，门上刺眼的粉笔字，还有那个被血淋淋捧出、哭声细弱、旋即命运被决定的瘦小女婴——却并未随着她目光的移开和呼吸的调整而立刻消散。它们像一组清晰度过高的、带着潮湿阴冷气息的默片镜头，在她意识深处固执地、缓慢地回放着。
尤其是王桂芝在点头之后，那汹涌的、无声的眼泪。还有她最后那句冰冷刺骨的诘问。
韩丽梅闭上眼睛，用指尖用力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那里传来一阵轻微的、熟悉的胀痛，是长时间用眼和高度集中精神的后遗症。但此刻，这胀痛里似乎还混杂了一些别的、更难以捉摸的东西。
她再次睁开眼时，目光已经恢复了清明和绝对的冷静。她伸出手，将桌上摊开的那几页报告附件，按照顺序整理好，边缘对齐，动作一丝不苟。然后，她拿起报告，站起身，走到书房角落那个嵌入墙壁的、需要密码和指纹双重验证的保险柜前。
熟练地输入密码，验证指纹。保险柜门无声滑开。里面分门别类地放着一些最重要的产权文件、遗嘱副本、以及少数几份绝密的商业协议。她将手中的报告附件，放入一个空的、没有任何标记的硬质文件夹中，然后，将这个文件夹，塞进了保险柜最里层的一个空格里。
“咔嗒。” 保险柜门重新合拢，锁死。
她站在原地，面对着冰冷的金属柜门，静立了片刻。然后，她转身，走回书桌旁，关掉了那盏唯一的台灯。
书房瞬间陷入一片浓稠的、绝对的黑暗。只有她腕上那块百达翡丽星空腕表的表盘，在黑暗中散发着极其微弱的、幽蓝色的荧光，像遥远星辰的冰冷投影。
她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适应着这突如其来的漆黑。然后，她迈开脚步，走向书房门口。脚步平稳，从容，和往常无数个深夜离开书房时，没有任何不同。
只有她自己知道，指尖似乎还残留着刚才纸张的粗糙触感，和那两阵极其微弱的、不受控制的颤抖所带来的、一丝难以言喻的异样。
真相的拼图，又多了沉重而清晰的一块。残酷，具体，带着1984年北方雨季的潮湿和绝望。
她知道了自己是如何被“放弃”的。在那个贫穷、重男轻女、被政策和命运双重挤压的家庭里，作为一个不受期待的、瘦弱的、可能“养不活”的“第二个女儿”，在生存的重压下，被以一种混合着痛苦、无奈和残忍“理性”的方式，交换了出去，换回一笔微薄的“营养费”，试图填补那个家庭巨大的、名为“生存”的窟窿。
她也看到了，那个“放弃”她的家庭，在此后并未得到救赎，反而因为她的“离去”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超生罚款），加速滑向了更深的深渊。那个后来顶替了她的出生日期、在那个家庭长大的妹妹张艳红，则继承了那份贫困、忽视、和沉重的家庭负担，在另一个维度上，延续着那种被挤压、被索取、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命运。
讽刺吗？或许。但韩丽梅的思维模式，让她立刻跳脱出了简单的情绪评判。她习惯从因果、逻辑、资源配置的角度思考。
从纯粹理性的、冰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角度看，她被“舍弃”，对那个家庭和她自己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最优解”。那个家庭减轻了负担（虽然短暂），得到了喘息（虽然未能挽救）。而她，被韩建国选中，得到了最好的教育、资源和平台，发挥出了远超她留在原生家庭可能达到的潜力，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从“产出/投入”比，甚至从个体生命质量的角度，这都是一个“高效”的、对“资源”（她这个个体）的“优化配置”。
可是……为什么心里那片名为“理性”的平静湖面，会因为看到那些具体的、关于“舍弃”过程的细节，而漾起那两阵细微到几乎不存在的、却真实发生了的涟漪（颤抖）？
是因为对生母王桂芝那份巨大痛苦和绝望的……某种难以命名的感知？还是对那个被当作“交换物”的、初生女婴处境的……一丝本能的投射？抑或是，对命运那冰冷、讽刺、又充满偶然性的安排，产生的某种……深层的、非理性的惕厉？
她不知道。也不愿深想。
真相是沉重的，但它只是信息。是信息，就可以被分析，被归类，被纳入她庞大的认知体系和决策模型之中。它可能会调整她对某些人（比如张艳红，比如那个生物学上的家庭）的评估权重，但它不会，也不应该，动摇她赖以生存和成功的核心——理性、掌控和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原则。
她走出书房，轻轻带上门。走廊里感应灯自动亮起，柔和的光线洒下来。
她走向卧室，脚步依然平稳。
只是，在进入卧室前，她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目光似乎无意识地，飘向了客厅那面巨大的、此刻映出窗外城市稀疏灯火的落地窗。玻璃上，隐约映出她自己的影子，挺直，清冷，与窗外那片繁华而疏离的灯火，融为一体。
而脑海深处，那帧关于产房、血污、细弱哭声和母亲绝望眼泪的画面，却像一道淡淡的、挥之不去的浮水印，悄然烙印在了今晚的记忆里，带着1984年北方夏天，雨水和消毒水混合的、冰冷而潮湿的气息。
她的手，没有再颤抖。
但某些东西，或许已经在这一夜的静默阅读和那两次几乎不存在的颤抖中，发生了极其细微的、连她自己也尚未完全厘清的改变。
夜色深沉。城市在脚下安眠。
而一场关于血缘、命运和选择的漫长回响，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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