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门内隐约传来了说话声。声音很轻，很模糊，但苏晴立刻辨认出，是张艳红的声音。而且，那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和哽咽，像是在……打电话？

“妈，我拿不出……杀了我，我也拿不出。”

这句话，虽然隔着门，声音很轻，但苏晴的听力极好，而且走廊里太安静，她清楚地捕捉到了。那声音里的绝望、疲惫、和一种近乎认命的平静，让苏晴的心微微一沉。

家庭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否则不会用到“杀了我”这样的字眼。

苏晴的手从门把手上收了回来。她知道，这个时候闯进去，是最糟糕的选择。那会彻底击碎那个女孩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和尴尬。

但她也不能就这样离开。张艳红的状态明显不对，通话内容也显示她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困境。作为主管，她需要了解情况，评估这会不会影响工作，以及，在可能的范围内，是否需要提供帮助。

她退后两步，站在走廊的阴影里，静静地等待着。表情平静，但大脑在快速运转。从刚才那句话，可以推断出几个关键信息：张艳红在拒绝家里的某个经济要求，数额应该不小（否则不会用“杀了我”这样的极端表述），她目前的财务状况无法满足这个要求，家庭正在给她施加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涉及道德绑架或情感勒索。

难怪她这几天状态异常，难怪她脸色那么差，难怪她会躲到这里来打电话。

苏晴的眉头蹙得更紧了。如果只是普通的家庭矛盾，她或许不会过多介入。但如果是严重的经济纠纷和情感压迫，影响到员工的心理健康和工作状态，那就需要重视了。一个情绪不稳定、背负巨大压力的员工，不仅工作效率会下降，还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决策失误，甚至突然离职，给部门工作带来被动。

她需要更多信息。但偷听是不道德的，也是不专业的。

就在她权衡之际，门内的对话似乎变得更加激烈。张艳红的声音虽然依然压得很低，但那种颤抖和绝望更加明显：

“我没有……妈，我从来没有看不起家里……但我真的没有钱……一个月工资就三千五……十万块，我真的拿不出……”

十万。月薪三千五。

这两个数字，让苏晴的目光骤然一凝。月薪三千五，是公司行政助理岗位的起薪，对于张艳红这样的新人来说，是合理的。但十万……对于一个只有三千五月薪的底层员工来说，确实是天文数字，是不吃不喝近三年才能攒下的巨款。

什么样的家庭，会向一个月薪三千五的女儿，索要十万块？而且听语气，是命令，是逼迫，是不容拒绝的索取。

“三千五？你又拿这个骗我！……你在大公司坐办公室，怎么可能才三千五？……你是不是把钱都自己花了？……张艳红，我告诉你，今天这钱，你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电话那头隐约传来一个中年妇女激动、愤怒、甚至有些歇斯底里的声音。虽然听不清每一个字，但那种逼迫、威胁、道德绑架的意味，透过门板，依然清晰地传递出来。

苏晴站在阴影里，表情依然平静，但眼神变得异常锐利。她几乎能想象出电话那头的场景：一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贫困家庭，将所有的希望和压力，都压在了这个独自在外打工的女儿身上。女儿微薄的工资，在家人眼中被无限放大，成了“在大公司坐办公室，肯定有钱”的幻想。而当幻想破灭，女儿拿不出钱时，亲情就成了最锋利的武器，用“不孝”“忘本”“断绝关系”来逼迫她就范。

这种情况，苏晴不是第一次遇到。在她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见过不少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员工，背负着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被家人无止境地索取，最终要么被拖垮，要么与家庭决裂，要么走上歧途。

但像张艳红这样，被逼到说出“杀了我，我也拿不出”的，还是少数。那是一种彻底的、走投无路的绝望。

门内的对话还在继续，似乎加入了另一个男性的声音，更加粗鲁，更加恶毒：

“……她不就是不想给吗？行啊，张艳红，你有种。以后家里有事，你别回来哭！爸要是死了，你也别回来送终！”

恶毒的诅咒，从亲人口中说出。苏晴的指尖，在身侧轻轻蜷缩了一下。她几乎能感受到门内那个女孩此刻的痛苦和冰冷。

然后，是张艳红最后那句平静到可怕的回答：“妈，我拿不出。杀了我，我也拿不出。”

电话似乎被挂断了。门内陷入一片死寂。

苏晴站在阴影里，没有动。她知道，此刻门内的那个女孩，正在经历着什么。一场无声的、但可能彻底改变她人生轨迹的崩溃。她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独自消化这一切。

作为主管，她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悄悄离开，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什么都没有看到。给那个女孩保留最后的尊严和隐私。

但作为一个人，一个有基本同理心的人，她无法对这样的痛苦和绝望完全无动于衷。而且，这已经不仅仅是私人问题了。一个被家庭逼到绝境的员工，其工作状态和心理稳定性，都存在巨大隐患。从管理角度，她需要评估风险，并考虑可能的干预措施。

苏晴静静地等了几分钟。门内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没有哭声，没有脚步声，只有一片沉重的、令人不安的寂静。

她知道，张艳红不会那么快出来。那样的打击，需要时间消化。

她最后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消防门，然后，转身，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脚步依然很轻，神情依然平静，仿佛真的只是路过。

但她的脑中，已经快速整理好了刚才听到的关键信息：

1. 张艳红家庭索要十万块，用途可能是购房或其他大额支出。

2. 张艳红月薪三千五，无力承担，已明确拒绝。

3. 家庭施加巨大压力，包括道德绑架、情感勒索、甚至以断绝关系相威胁。

4. 张艳红情绪已濒临崩溃，说出“杀了我，我也拿不出”这样的极端话语。

5. 此事已严重影响其心理状态，可能对后续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信息，需要记录，需要评估，也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向适当的人汇报。

三、记录的权衡

回到临时办公室，苏晴关上门，坐在办公桌前。她没有开主灯，只开了桌上一盏小小的台灯。温暖而局限的光晕笼罩着桌面，周围是沉静的黑暗。

她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一个加密的文档。那是她为张艳红建立的个人观察档案。里面记录了从张艳红入职到现在，她在各项工作任务中的表现、学习能力、抗压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等方面的评估，以及一些关键事件的记录，比如之前的会议协调任务、数据整理任务、以及这次庆典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