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重的一次，是她拒绝了韩建国为她安排的暑期夏令营——那是一个去斯坦福大学的精英少年项目，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我不想去。”她站在书房里，第一次直视着韩建国的眼睛，说出了反抗的话。

韩建国放下手中的文件，看着她。镜片后的眼神，平静得让人心慌。

“理由？”

“我累了。”她说。这是真话。她太累了，累到不想再扮演那个完美的“韩丽梅”。

书房里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夕阳将房间染成温暖的橙色，但空气是冰冷的。

然后，韩建国站起身，走到她面前。他没有发怒，没有训斥，只是平静地说：“好。那从明天开始，你回学校住宿，所有课程取消，零用钱减半。你想过‘不累’的生活，可以。但我的资源，只投资给值得的人。”

她愣住了。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韩建国回到书桌后，“三天后，告诉我你的决定。是继续做韩丽梅，还是做回那个无名无姓的孤儿。”

那三天，是韩丽梅人生中最难熬的三天。

她被“软禁”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课程，没有家教，没有安排。只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她起初觉得轻松，但很快，一种深重的恐慌攫住了她。

她走到书柜前，抽出那些她读过无数遍的书。看到扉页上韩建国写的赠言：“给丽梅，愿知识照亮你的路。” “给女儿，世界很大，你要去看看。”

她走到钢琴前，掀开琴盖。手指落在琴键上，流畅地弹出一段肖邦的夜曲——这是韩建国最喜欢的曲子，他说这曲子“优雅而克制，像极了理想中的人”。

她走到窗前，看着花园里韩建国亲手栽下的那株梅花。那年冬天，梅花开得特别好，韩建国对她说：“丽梅，你看，越是寒冷，梅花开得越精神。你要像它一样。”

三天里，她想了很久。

她想起孤儿院里永远吃不饱的饭菜，想起冬天没有暖气的寒冷，想起那些因为一点小病就夭折的孩子。她想起自己被收养那天，回头看孤儿院时那种决绝的心情。

她问自己：我真的想回去吗？回到那种毫无希望、任人摆布的生活？

答案是否定的。死也不要。

那她想要什么？想要“自由”？想要“不累”？

可是，如果没有韩建国给的一切，她所谓的“自由”，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禁——被贫穷、无知、无望囚禁。而“累”，是向上的代价。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不付出代价就得到好东西。

第三天晚上，她敲响了书房的门。

韩建国在看书，抬头看她。

“我想好了。”韩丽梅站得笔直，眼神清明，“我去斯坦福。我会做到最好。”

韩建国看了她很久，然后点了点头。“好。”

没有多余的话。但那一刻，韩丽梅知道，某种东西在她心里彻底确立了。那不是屈服，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她选择接受这种塑造，选择承担这种期望，选择走上这条艰难但通往高处的路。

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是她，韩丽梅，在看清所有代价后，依然选择的路。

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叛逆”过。她以近乎自虐的勤奋，投入学习和训练。她不再觉得那是“被迫”，而是“自主”。她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时间，主动寻求更多的挑战，主动将自己打磨成韩建国期望的样子——不，是打磨成她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十七岁，她以全额奖学金考入斯坦福。送行时，韩建国在机场对她说：“丽梅，从今天起，你的路要自己走了。我教你的，只是工具。怎么用，用在何处，是你自己的事。”

她拥抱了养父——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韩建国的身体有些僵硬，但最终，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别让我失望。”他说。

“不会的。”她答。

六、成年：继承与超越

斯坦福的四年，是韩丽梅真正蜕变的时期。

远离了韩建国的直接监督，她反而将那种自律发挥到了极致。她主修经济学，辅修计算机，每天学习十四小时，周末在图书馆度过。她参加商业案例比赛，加入投资社团，去硅谷的科技公司实习。

她依然孤独，但已经习惯了孤独。孤独让她清醒，让她专注，让她不被无关的情绪干扰。

大二那年，韩建国的心脏病第一次发作。她飞回南城，在医院守了三天。韩建国醒来后，对她说：“我没事。你的时间不该浪费在这里。”

她没有争辩，但也没有立刻回美国。她留在南城一周，白天去医院，晚上处理公司的一些文件——韩建国将部分不紧急的事务交给她，算是一种“实习”。

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接触韩建国商业帝国的核心。她看到了财报上的数字，看到了合同里的条款，看到了谈判桌上的博弈。她学得很快，比韩建国预期的还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