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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午后书房里的旧照片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

韩丽梅处理完手头最后一份文件，将钢笔轻轻搁在笔架上。午后三点，办公室里的光线因为降雨而显得有些昏暗，她按亮了桌角的阅读灯。暖黄色的灯光洒在深色的木质桌面上，与窗外阴沉的天空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的目光无意中扫过书柜顶层的一个相框。

那是一张有些年头的黑白照片，镶嵌在简洁的银质相框里。照片上是两个人：一个四十多岁、面容儒雅、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和一个约莫七八岁、梳着两条麻花辫、表情有些拘谨的小女孩。男人半蹲着，手轻轻搭在小女孩的肩膀上，目光温和地看着镜头。小女孩则站得笔直，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像个小大人。

那是韩建国和她。拍摄于她被收养后的第二年。

韩丽梅很少特意去看这张照片。它摆在那里，与其说是为了怀念，不如说是一种象征——象征她人生的转折点，象征她从无名无姓的孤儿，到“韩丽梅”这个身份的开始。

但此刻，或许是午后雨声的催发，或许是刚才透过玻璃看到的那个愁容，让她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

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窗外的雨声变得清晰起来，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像时光流逝的脚步声。

记忆的闸门，在这样一个平常的雨天午后，悄然打开。

二、孤儿院：无名无姓的时光

韩丽梅最早的记忆，其实很模糊。

那是一座北方小城的孤儿院，灰扑扑的建筑，冬天很冷，夏天很热。记忆里总是有很多孩子，但面孔都不清晰，像褪色的水彩画。她记得食堂里永远飘着一种白菜炖粉条的味道，记得晚上睡觉时大通铺上此起彼伏的哭声，记得阿姨不耐烦的呵斥声。

她没有名字。在孤儿院里，她被叫做“七号”——因为她住七号床。

关于亲生父母，她没有任何印象。院长说她是被人在福利院门口发现的，裹在一条洗得发白的襁褓里，没有留下任何字条。那是七十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刚开始严格执行的年代，被遗弃的女婴不少。

“七号”沉默寡言，不太合群。别的孩子会为了多分到一块饼干而讨好阿姨，会为了抢一个破旧的布娃娃而打架。但她不会。她总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角落，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眼神里有种过早的、与年龄不符的清醒。

她记得五岁那年冬天，有个外国的慈善组织来孤儿院参观。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带来很多糖果和玩具，孩子们兴奋地围上去。院长特意挑了几个长得好看、活泼的孩子，教他们说“谢谢”“你好”。

“七号”没有被选中。她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些被推到前面的孩子，看着他们脸上讨好的笑容，看着外国人用怜悯的眼神抚摸他们的头，然后拍照。

那一刻，她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强烈的不适。不是嫉妒，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近乎本能的抗拒：她不要这样。不要被怜悯，不要被施舍，不要成为别人展示善意的道具。

她悄悄退出了人群，回到宿舍，爬上自己的床，面对着墙壁。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她要离开这里。无论用什么方法，无论去哪里，她一定要离开。

但她不知道该怎么离开。一个五岁的孤儿，能做什么呢？

她只能等。等一个机会，等一个可能永远也不会来的奇迹。

三、韩建国：那个改变命运的男人

奇迹在她七岁那年夏天来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韩建国第一次来到孤儿院。他是南方来的商人，据说是来做慈善捐赠的。院长带着他参观，介绍孩子们的情况。

“七号”当时正在院子角落的槐树下看书——那是一本别人捐来的、缺页的《安徒生童话》，她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她喜欢那些故事，因为故事里的主角最后总能得到幸福，虽然过程总是很艰辛。

她察觉到有人在看她，抬起头。

那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衬衫，深色西裤，戴着金丝边眼镜。他的面容温和，眼神却锐利，像能看透人心。他站在几步之外，静静地打量着她，没有像其他访客那样露出同情或怜悯的表情，只是平静地观察。

“你喜欢看书？”他走过来，蹲下身，与她平视。

他的声音很好听，不高不低，带着南方口音特有的温润。

“七号”点点头，没说话。她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警惕。孤儿院的生活教会她，对陌生人要保持距离。

“看的什么书？”

她把封面翻过来给他看。

“《安徒生童话》。”韩建国接过书，翻了翻，看到扉页上娟秀的字迹——那是“七号”自己写的名字，她不识字，只是模仿着书上的笔画，歪歪扭扭地写了个“梅”字。因为书上说，梅花在冬天开放，很坚强。

“你叫‘梅’？”韩建国问。

“七号”摇摇头。她没有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