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前所说的那些，尽管不足以让人对当时的欧亚国产生一个完整的全面印象，但最起码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将这个轮廓继续细化的工作，我以后会做。但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归正题，谈谈我自己吧。

我，叶戈尔·波里亚科夫，出生于莫斯科，父母都是欧亚国劳动党——也就是新布尔什维克党外党党员。他们之间就像所有的党员之间一样，没有爱情。他们把婚姻和生育称作——尽管难以相信——“我们对党的义务”。

在当时，任何党员组成的家庭都是如此。【数据删除】被视作一种让人有些恶心的小手术。生育的目的仅仅是为国家培育下一代的党员。因为人人都这样做，孩子们也以为这是种正常的现象。孩子举报犯下思想罪的家长，学生举报有“反劳动党，反欧亚国”倾向的教师，都是常有的事。被举报者甚至还会感到感激，因为党给了他们一个还债的机会。（在这里，“还债”一词远比“赎罪”更合适。）

那，被举报者的结局将会怎样呢？将会被遗忘，利用双重思想。再没人记得这个人存在过，在每个人印象中，党自始至终都是纯洁的，邪恶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这样在强行拆毁人际关系的极端手段之下消失殆尽。我就是社会的缩影之一，无所谓家庭，也无所谓情感，举报谁不是因为仇视谁，仅仅是因为他犯下了“错误”。没有朋友，只有同志；没有家庭，只有义务。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我的这种心理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整个社会都犯着同一种错误并且习以为常，这种错误就成了真理。

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教育被取消了。而人与党之间的关系，则成了教育新的核心。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需要学会对党忠诚，并且只能对党忠诚。这时取消人际关系便体现出了它的作用:没有了需要分享我们忠诚的朋友和家人，我们只好把它全部献给党。

十二岁时，我就是这样，心安理得甚至带着骄傲举报了我的父母。当然，那个父母的概念几乎被取消的时代，他们最多只是和我生活在一起的陌生人。

为此我得到了表彰，甚至同时得到了父母的赞誉。他们说，我做得对，人就该这样无私地为党效忠。

因为这表彰，我成为了班上同学崇拜的对象。老师也开始特别关照我，称我年轻有为，甚至说她为我感到骄傲。（在此，请允许我顺便提及我当年的老师——奥尔嘉小姐。她的父母以及她本人都是党员。在当时的欧亚国，只有党员的子女才能接受教育，而教育的内容，无非是爱国主义等等。她在校成绩优异，也就是说，对欧亚国和劳动党热爱到近乎盲目崇拜。她完全是个合格的欧亚国教师，即只负责授课和解答疑问，除此之外什么也不需要做。她不需要关心学生，因为在欧亚国，师生之情也是必须取消的感情之一。如果谁得到了她的关照或称赞，那只能是因为这个人“对党忠诚”。她是欧亚国教师的标准形象，是整个欧亚国教育界的缩影。）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已经明白了当初的我是多么不可理喻——尽管那个时代压根没有什么可理喻的事情。在我担任欧亚国代主席后，我也曾试图挽回多年来不断积累、已经达到一个极限的损失，但我很快明白，有些东西早已无法回来了。

十四岁，入团。

二十二岁，入党。

我揭发检举的人越来越多，表彰也越来越多。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失踪了，被遗忘了，被蒸发了。

我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心中坚定不移地相信，为了党，这些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