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4:50，我抵达机场。

这个时间点的国际出发厅，旅客稀疏。我戴着口罩和帽子，推着行李车，步伐平稳地走向新加坡航空的值机柜台。

每一步都踩在心跳的节奏上。

我知道陆司琛的眼线一定在某个角落盯着我。我也知道他可能已经布下阻拦——也许是在安检口，也许是在登机口，甚至可能直接让航班延误。

但我必须走。

值机柜台前只有两个旅客在排队。我将护照和电子登机牌递给工作人员，一个面带职业微笑的年轻女孩。

“苏清婉女士？”她核对信息后，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请您稍等。”

我的心一沉。

只见她拿起内部电话，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半分钟后，一个穿着西装、胸牌上写着“值班主任”的中年男人快步走来。

“苏女士，请跟我来一下。”他的语气礼貌但不容拒绝。

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跟着他走向旁边的办公室。门关上后，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以及监控摄像头无声的红点。

“苏女士，非常抱歉。”值班主任脸上带着公式化的歉意，“我们接到通知，您的护照信息需要进一步核实，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今天这趟航班恐怕……”

“需要多久？”我平静地问。

“这……不好说，至少两三个小时吧。您可以改签下一班，或者——”

“是谁的通知？”我打断他。

值班主任的表情僵了一下：“这个……是相关部门的例行检查，我们只是配合。”

我点点头，从随身背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

“这是市出入境管理局王副局长亲笔签署的《公民出境便利确认函》，编号2023-0876。”我语速平缓，每个字都像钉子，“上面明确写着:经核查，苏清婉女士无任何出境限制，各口岸应依法保障其通行权利。”

值班主任的脸色变了。

他拿起文件仔细查看，又用手机似乎是在核对什么。额头开始冒汗。

“还有这个。”我又推过去一份文件，“这是新加坡移民局签发的电子入境预批函，以及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医院的孕产检查预约确认——我怀的是双胞胎，有先兆流产史，必须在今天抵达新加坡接受治疗。”

我顿了顿，摘下口罩，让苍白的面色完全暴露在灯光下：“如果因为贵航的无故延误，导致我的胎儿出现任何问题，您个人、新加坡航空、以及所有相关责任人，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需要我详细说明吗？”

值班主任的手开始发抖。

他看看文件，看看我，又看看监控摄像头。我猜他此刻内心正在激烈斗争——一边是某个大人物的“招呼”，一边是板上钉钉的法律风险，以及一个“随时可能流产的双胞胎孕妇”可能引发的舆论海啸。

手机响了。

他如蒙大赦般接起，听了几秒，脸色从紧张转为愕然，再转为如释重负。

“好的，明白。”他挂断电话，看向我时，表情已经完全变了，“苏女士，非常抱歉耽误您的时间。您的信息核实已经完成，没有任何问题。我亲自带您走快速通道安检。”

“不用了。”我重新戴上口罩，“按正常流程就好。”

转身离开办公室时，我透过玻璃的反光，看见那个值班主任正在擦汗。

我知道那个电话是谁打的。

陆司琛放弃了。

或者说，他选择了暂时退让。

但这不代表结束。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一场更漫长、更复杂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第四节：空中转折

5:30，我通过了安检。

5:45，我坐在登机口的候机区，手里拿着一杯热水，小口啜饮。

窗外的停机坪上，那架波音787已经就位，地勤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检查。晨光初现，给巨大的机翼镀上一层淡金色的光边。

还有二十分钟登机。

手机在震动——是陈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