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这紧邻由于其中华文明影响圈的特殊位置，长久做学生而一朝痛扁老师的特殊历程，成为那时留学生的首选。善观风色的张香涛（之洞，字孝达，河北南皮人。同治3年探花郎，在翰林院做清流，名列“四谏”，而独能脱颖而出，开府建牙，抚山西，督两广、湖广、两江，终于授大学士入值军机，宣统元年卒，谥号是可贵的文襄。其为人与为政或有可议，广西抗法、汉阳制械，总还是不当磨灭）戊戌年作《劝学篇》，即倡此议云：“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光绪皇帝大为欣赏，即令军机处将之分发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布，并特谕群臣“着即拟定章程，资催各省迅即保定学生陆续资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资送，均毋延缓”，于是留日一时大热（1902年慈禧狼狈回京后，决心在法律、军事、金融、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中国由此而向近代化蹒跚前行。虽有教科书的基本否定，请相信这老女人的诚意。总之官家向各国大批派出留学生，留日人数亦比年攀升，到1906年达到高峰，超过12000人。及至辛亥革命成功，留学教育再度受到极大重视。“民国初建，人才缺乏，急宜选择宏毅之士，资送东西各国留学，储为国用。”日本留学再掀高潮。“民国成立起来，青年好学之士，纷纷自费负笈东渡。”这时期留日学生，有公费、自费，亦有先自费到日本，然后再考取官费等几种情况，“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们梦想着在这个有相似传统的环境里找到可使国家突然蜕变的良方。学医？因为父亲么？还是也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传统在？鲁迅倒谈过志愿，他是有雄心的：“……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1933年5月2日朝鲜人申彦俊来访问，鲁迅给自己找了3条理由：“第一，恨得中医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第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第三，救治中国女子的小脚。”有天他同学生孙伏园谈起，又有个第四：少年时牙齿实在痛得狠）那他何不干脆和多数留学生一样，直接学法政呢？至于第二热的理工和官定的矿业，总归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孙中山先生（文）也学医（中山有个头衔“逸仙博士”甲很诧异。盖中山于1892年自香港西医书院以第一名——也可以说倒数第二名，因为那年获得毕业资格的华人学生只有两人——的成绩毕业，此后即参加工作，据说外科甚精，但那学校不会直接授博士学位的吧。孙博士怕还是Dr.Sun，孙大夫的意思），郭沫若（鼎堂）也学医，任公言“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几道著《原强》，阐述强种保国的理论依据：“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魄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决民种之高下。未有三备而民种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所谓病急乱投医，维新志士看到日本的成功，“医学救国”已成为世纪之交的一股风潮。不过在绍兴的台门里，学洋务已经是异端，甚而至于竟要出洋，那简直与汉奸无异了。三弟乔峰（建人，名字是两个兄长所取）的《鲁迅故家的败落》回忆，鲁迅行前到各房族道别时，人们的反应无不惊奇、惋惜、鄙视，有位叔父一怒之下，把鲁迅推到墙上，掉头就走。反倒是介孚有见识，“祖父听了，‘唔’了一声，不反对大哥去留学。”
（甲注：明治维新与西医的关系大略如下：自16世纪，欧洲传教士把西医带到日本。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等译荷兰文解剖学为《解体新书》出版，西方医学逐渐在日本立足，称“兰方医”。1823年，德国人西博尔德作为荷兰商馆医生来到长崎，为日人讲授西医，高野长英、伊东玄朴、小关三英等就学，在他们门下又出现了一大批医师、学者、教育家、思想家，日本人从此对西方文明产生强烈兴趣，汉文化渐处下风。到19世纪中叶西医势力大盛，与“汉方医”冲突迭起，政府的反应即是实施一系列的废止汉医措施。1868年天皇睦仁行明治维新，先后颁布《王政复古诏书》《五条誓文》《政体书》，实行废藩置县，发展工商，引进西洋科学文化的方针。大政官宣布，日本今后医学学修之路，当以西洋医学为依据。为此明治政府始行废止汉方医全盘欧化的政策。1874年日本颁《医制》， 1876年颁《医师职业法》，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使中医逐渐式微，至1906年，历经30余年，基本达到废止汉方医的目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医学向西方医学的转变。大概可以说，西医的引入，是日本社会变革的开端。）
（甲注：甲午一战对中日两国的影响极尽深远。中国朝野上下真切地体察亡国的迫在眉睫，而循着各自的道路加紧救国的挣扎，始自甲午；日本军政两端建立绝大信心，而一步步把东亚收入囊中，亦始自甲午。在日本，甲午一战又开了一个极危险的先例。要与庞大的清国作战，并吞整个朝鲜半岛，势必全国动员，日本乃在东京宫城设大本营，以陆军部和海军部为中心调动一切。以后的甲辰日俄之战仍援此例，从此统帅部口衔左右日本军政外交大计的最高意旨，一直到1945年。后世论史者会缕列日本政府与军方在对华和战之间的争持，或是若干首相企图消弭事态的作为，他们忽略了，日本内阁在大本营眼里其实并不算什么。）
鲁迅卖了矿路学堂颁给的金奖章（学堂规定，每月小考一次，优秀者发三等奖章一枚，积累到4枚可兑换二等，再兑换头等，直到金质奖章。全班换得金奖章的只他一个），于1902年3月24日乘日轮“大贞丸”自南京抵上海，29日换乘日本邮轮会社“神户丸”放洋（同船者顾琅、张协和、伍崇实、陈衡恪，还有俞明震和衡恪幼弟寅恪，那三位是亲甥舅的关系。明震之妹嫁予陈三立，有子衡恪、隆恪、寅恪、方恪；其弟娶曾国藩的孙女，生一子大维，做到国民政府防长，又是蒋经国的亲家，一女大彩，是傅斯年的夫人；明震有一孙启威，又名□□，做到一机部部长、天津书记，是蓝苹的前夫；其两位曾孙，越发大大有名），4月4日登陆横滨，11日到东京，未被军校性质的成诚学校录取（因为身材矮小？），改入弘文学院（地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嘉纳治五郎创办，往东北一点的新小川町就是章太炎的《民报》社址），那是专为留学新人补习日语和理化等科基础知识的预备学校，年初始设。鲁迅分在十几个人的普通科江南班，不久结识浙江班的许季茀（寿裳，绍兴人。教杜威的《教育与民治》时，满口的“德谟克拉西”，因此得了个绰号“德莫克拉东”。他也就为了这个，1948年被刺于台北。本字季黻，鲁迅在日记里总是称他为“季茀”或“季市”，姑且从之吧）。谈到中国人常做异族奴隶的时候，两人相对凄然，谈到新学的时候，两人同声背诵《物种起源》，从此越加接近，竟成终身挚友。他们在翌年初联络乡曲27人举行“同乡恳亲会”，并联名发表了一封“化东海之水以为血泪”的致同乡函，“欲与各国争，必先师之而后争之；欲与各国敌，必先学之而后能敌之”，是他们负笈远洋的目的。但这学校的课程，似乎与此并不能够契合。鲁迅们不仅学到了水是由氧气和氢气所合成，知道了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同时也被当作孔子之徒奉命到孔庙里去行礼。若是百年后试图重拾传统的今天，或许会把此举理解为向中华文化致意，但既施诸当日那一班深痛儒学误国的青年，就适足以教人诧怪而且愤懑了：“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才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留学生的各种不满累积起来，终于在1903年春间，因着学校增收费用的条例而酿成风潮。争持的结果，是校方同意改良课程，那也总还是不如意（7年后的一天，鲁迅从杭州写信给北京的季茀，还津津乐道这番“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込]”的胜绩）。1904年，看厌了东京留学生的浮嚣的鲁迅在弘文学院“普通卒业”（杨枢给仙台的公函中语），往本州宫城县首府、人称“学都”的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原是日本第二高等学校的医学部，1901年独立成为仙台医专）学医，几代中国人也就知道了广濑川边上伊达政宗筑起的这座蓊郁的古城。